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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2月15日（光緒十二年一月十二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批準袁世凱東渡日本。這是因為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提出邀請，在東京同袁世凱會晤。井上馨外相曾希望清政府駐朝鮮負責人了解日本，如果不是日本通，就讓他成為日本通。

李鴻章叮囑道：“似可借釋前嫌，有裨大局。”

李鴻章所說的前嫌，就是指日本對袁世凱的憎惡之感。伊藤認為通過這次邀請，袁世凱個人同日本的傾軋關系或許能有所好轉。

袁世凱公務繁忙，直到那年五月才終於出訪日本，可惜時間短暫，沒有仔細觀察的余裕。

當時日本廢除了太政官制（1885年12月），內閣制剛剛起步，首相伊藤博文、外相井上馨、內相山縣有朋、藏相松方正義、陸相大山巖、海相西鄉從道、法相山田顯義、文部相森有禮、農商相谷幹城、郵政相榎本武揚。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就任內大臣。日本由此從根本上改變了政體而保留了國體，當然免不了幾分混亂，街頭巷尾流傳著黑田清隆對內閣人事安排不滿的說法。一些在獵官運動中失敗的人，當然會有種種怨言。

這時正是鹿鳴館輝煌燦爛的時期，也是日本政府緊縮財政的時期。緊縮財政是為了擴張軍備。“甲申政變”之際，黑田清隆的強硬論、主戰論，不僅遭到伊藤博文、井上馨的反對，而且遭到軍人山縣有朋的反對，他用純軍事觀點駁斥說：“依靠現有之軍備，不可能同中國長期作戰。”

袁世凱在日本做了短時間的訪問，對於伊藤和黑田對立的真相，並沒有掌握。

黑田清隆的“速戰論”主張是：如果從現在起三年之內，不在朝鮮確立霸權，那麽正在整頓軍備的清廷，會遠遠超過日本的實力。到那時，日本就會失掉時機。他列舉了理由：清政府已經在中法戰爭中覺察到海軍力量的脆弱，向德國訂購兩艘鐵甲艦“鎮遠號”和“定遠號”，全是七千噸級的巨艦。而日本海軍的最大軍艦也不過三千噸。另外，清政府又購進快速艦“濟遠號”，還要購進“致遠號”“靖遠號”“經遠號”“來遠號”等艦。

“三年之後，日本就不配做中國的對手了。”黑田從表面現象生出迫切感，而伊藤對清政府的內情卻知道得更清楚。

伊藤認為：再過三年也用不著擔心中國會強起來，因為中國還在以作詩錄用文官，以射箭任用武官，沒有什麽值得害怕的。西洋人也說：中國還在昏睡，我們所害怕的，是中國覺醒過來。迄今，中國總是睜一睜眼睛就又睡過去。同俄國發生糾紛時，中國清醒過來，架設了電線。但一兩年之後，又睡了過去。中法戰爭後，又醒過來，於是購進“鎮遠號”“定遠號”。近幾年來，太平無事，就又睡過去了。日本可以趁此時機追過中國。假如現在在朝鮮尋釁鬧事，就等於把將要睡去的中國搖醒，促使它奮起。

可以說，關於中國，伊藤比黑田有更多的情報，分析也較為中肯。

清政府於1885年購進“鎮遠號”“定遠號”“濟遠號”三艦，1887年購進“致遠號”“靖遠號”“經遠號”“來遠號”四艦。中法和約簽訂在1885年6月，購進軍艦，正當伊藤所說的覺醒期。1888年成立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任司令。中日甲午戰爭是在1894年打響。這期間，日本忙於擴充軍備，而中國自買進英、德四艦以後，直到戰爭爆發的七年裏，竟再未購入一艘軍艦。

中國也有擴充艦隊的預算，但這筆錢被西太後挪用去修造頤和園了。當然，準許挪用軍事預算的大臣也有責任，不過，這畢竟只能說還處在昏睡狀態。

在東京，日本首腦向袁世凱提出十二條要求，主要是：尊重朝鮮的自主權，不要給西洋諸國以可乘之機，朝鮮諸事統由中、日兩國通力解決等。

前面已經多次提過，中國雖有宗主國的名義，但到19世紀中葉朝鮮開放為止，中國從不幹涉朝鮮內政，朝鮮充分自主地行使主權。

清初，朝鮮在冬至、元旦及萬壽聖節（皇帝的生日），定期派出使者，稱為冬至使、年貢使、迎歷使。雍正年間（1723年—1735年）合並為一使。此外，清朝皇室有慶吊諸事，朝鮮隨時派出使臣。朝鮮王室即位時，要接受清廷冊封，有吊唁事則向北京派出告訃使，這些關系只是一種“交往”，政治色彩極其淡薄。

1832年6月，東印度公司的商船“亞瑪斯特號”到達朝鮮，要求貿易。朝鮮政府以“朝鮮國服事大清國，只遵從大清國意，除大清國外，不準同外國人交易”為由，予以拒絕。一有麻煩事，便以從屬中國為借口，抵擋過去。

形式上的宗主權轉向實質性權力，是朝鮮同外國的接觸日趨頻繁之後，由日本首先引起的。明治維新，應當說是日本民族活力的外溢。從上海買進英國棉布，運到朝鮮銷售，這絕不是日本人個人的活力，而應視為民族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