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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發電報給派遣軍，命令做好撤退準備時，雙方正在會談當中，日期是6月13日。

派遣軍總司令是直隸提督葉志超，副司令是太原鎮總兵聶士成。他們正在仁川以南、成歡以西的牙山構築陣地。

李鴻章比在朝鮮當地的袁世凱更樂觀。迄今為止，他的政治都是注重於人事關系的，他非常相信伊藤博文。

他還估計，日本議會一定會阻止日本政府的越軌行徑。這一點，應該說是李鴻章的無知。這時的日本議會中對外強硬論占主流。對那個超越政府、超越議會的大本營的性格，李鴻章更缺乏正確的理解。

李鴻章心裏所強烈盼望的，是“只有戰爭，無論如何也要避免”。倘若現在同日本掀起戰爭，首當其沖的將是他多少年來慘淡經營的淮系北洋軍。北洋軍是他唯一的政治資本，若受到損傷，必將危及他的政治地位。

李鴻章雖然是清政府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但政敵也不少。如果他的地位動搖起來，就再也無法防禦政敵的攻擊了。很明顯，政敵可能會高唱對日強硬的論調。

李鴻章這麽一反往常，急於采取撤兵的和平措施，正是因為他意識到政敵的動向。

“整備歸裝！”這封電報沒有明言立即撤兵，但誰讀了都會想到是要撤兵。

李鴻章給牙山的葉志超提督發出這封電報的同時，東京的駐日公使汪鳳藻的一封電報發到了天津。

“伊藤博文首相表明，在平定民亂以後兩國共同撤兵，但言外之意含混不清，似有駐留軍隊、協商善後措施之意。”

又是一個“言外”，把李鴻章的樂觀情緒給動搖了。好像日本不打算完全撤兵，而且，是被視為最穩健的伊藤隱約透露出來的！莫非也是為了防備政敵攻擊，不得不做些違心的事？李鴻章心想。

然而，現實情況並不是按照他的主觀臆斷來發展的。

6月14日的閣僚會議上，李鴻章寄以希望的伊藤博文提議：“朝鮮內亂應由日、清兩國軍隊共同合作，迅速剿平。亂民平定後，應由日、清兩國向朝鮮派出委員，進行內政改革。”

他高唱鎮壓內亂，卻只字未提撤兵之事。

汪鳳藻算不上一個很有能力的外交官，但他卻能感覺並把握伊藤首相的“言外”之意。

陸奧外相經過一整天的深思熟慮，斷定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已經到了不得不轉向“機動多變”的時期。他估計，對於日本的提案，清政府十之八九不會同意。於是，在第二天的閣僚會議上，他表示原則上同意伊藤提案，但提出兩項補充：

一、同清政府進行談判，不管其是否同意，不看其結果如何，我國派往朝鮮的軍隊決不能撤回。

二、如果清政府不贊同我國的提案，帝國政府應以自身力量擔當促使朝鮮政府進行改革之任。

提案經首相上奏，獲得批準。

這件事陸奧曾大吹大擂，認為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為什麽估計清政府不會贊成共同改革呢？因為陸奧確信，清政府對朝鮮肯定要堅持宗主權，只能由它來改革朝鮮、指揮朝鮮。

清政府有這種想法是很明顯的。因為認可了同日本共同去改革，不啻否認了對朝鮮的宗主權。《蹇蹇錄》中寫的是“十之八九”，實際上，陸奧肯定是認為清廷百分之百不會同意。

日本的報界也不斷地煽動強硬論調，甚至挖苦說：“大概不是為了搞一次閱兵式，才派兵去朝鮮的吧！”

陸奧外相把這次內閣會議的決定照會給中國公使汪鳳藻，是在6月17日。汪公使立刻電告天津：“日志（日本的意志）在留兵協議善後。其布置若備大敵，似宜厚集兵力，隱伐其謀。”

汪公使建議：“事已至此，應集結兵力，以備日本。”然而，李鴻章不認為這是上策。

次日，袁世凱也給李鴻章發來長文電報，提出：倘若日本無撤兵之意，中國也應增兵。“日本知道今年我國有慈聖（西太後）之慶典，以為我國必然忍讓。如果看出我方準備大舉，或可易於結束。請先調水師速來，嚴加防備，然後陸續派來陸軍，以為後備。與此同時，請各國駐我國公使從中斡旋，或可不致立即決裂。”

袁世凱當然很清楚李鴻章不願開戰，所以說服他一邊增兵，派遣海軍，一邊在各國外交官中活動，多做些工作，這樣才可能避免戰爭。

這期間，日軍不斷在仁川登陸。大鳥公使的呈文在6月15日送到內閣會議上，內容是：

讓四千名士兵侵入漢城的理由難以找到，日本政府的這種措施只能有損於外交關系，若政府為實現出兵之素志，具有應付一切後果之決心，則不必顧及。

陸奧復電說：“我軍駐留漢城乃最高目的，不惜采取任何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