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論史篇】 轉貼：東漢和帝後鹽鐵不再官府專賣（第4/4頁）

“亂”之前。而“亂”，是指黃巾起義，這是封建正統史家對農

民起義的誣稱，那就是說，監賣制度應於黃巾起義以前就已

有了。黃巾起義是在靈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爆發的，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分析，中央派使者監賣鹽業之制，似在延

嘉七年至光韌七年(公元164——184年)之間，①因為延嘉七

年以前，仍是大守統管鹽鐵業，派鹽鐵官收稅，並將鹽鐵稅

一部分上交給天於。即使有權的中常侍侯覽個人竊書借河東

郡的鹽稅，也“積日不得通”。說明這個時期還不需要派

“使音”監督鹽官，以保證朝廷的稅收，

東漢對鹽官的職家有明確的規定，“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⑦之所以置中央使者對鹽官實行監賣，無非是郡縣保證不了上級的稅收。東漢中後期鹽鐵稅的關鏈在“民鍋”這一環上，要掌握鹽的銷量、銷價，從而征稅。因此，“使者”的職掌似應如此。為什鳥郡縣保證不了朝廷的稅收，而必須派使者監賣呢7我認為有以下的原因：一是郡縣鹽鐵官本身的問題。和帝即儉後之沼講得很清楚，實行專賣後“以違土意”，其根源是“吏多不伊，“動失其使”。民營收稅後，更治不見得會有所好久磁口衛朗所雲，獻帝建安韌年之所以恢伊使者“監賣制，也是因“亂來敬放”，管理不嚴，鹽稅保證不了上交。事實上也是如此。如果郡縣抓得不緊，不但鹽米價格昂貴，而且人口也減少；反過來，則“鹽米豐殘，十倍於前”。①安帝時，虞切為武都太守，“始到，谷石幹，鹽石八幹，見戶萬三幹，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②說明在同一郡中，由於前後太守采取的措施不同，則效果差別很大。武都那在二三年之所以變化大，主要是因為虞銷平定羌胡之後，采取倍道、開河、招撫流民等措施的結果。這樣，郡縣就能保證上繳朝廷稅收，反之，象虞鑰的前一任太守，就差遠了，鹽價很高人民買不起，當然就保證不了稅收。二是桓靈黨銅之禍以後，東漢政局不穩，王枚日衰，人民無法生活下去，因而各地醞釀著農民起義。直至光和七年，終於思發了轟轟烈烈的黃巾起義。朝廷為了應付內外戰爭的需要，必須按刮民隊因而中央派“使者”監督鹽官，以加緊對鹽鐵稅的征收，也有這個可能。

當然，獻帝建安初恢復“監實”鹽官之制，那是另有原因的。主要是對流民的安置問題。流民問題是歷代統治者最賴手的問題。不但政府減少了賦役的對象，地主階級減少了地租，因田地荒蕪，而更重要的是流民聚集於Ib澤，以致釀成大的起義。關中人民十萬親家流入荊州後，又出現了“例流“的現象。可流民回本土後，不解決土地、耕牛、農具、種子等問題，依然是社會不安因素。而諸將又收之成為部曲，造成軍閥勢力腦腸嚴重威脅中央政權。為此，中央恢復“使者”監鹽官，以保證稅收的征取。以鹽稅“益市犁午，若有歸民，以供給之“，達到“勘耕積栗，以豐殖關中”，穩定社會秩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