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貳卷【亂世豪雄篇】第11章.長河落日 第3節（第2/3頁）

趙松笑著說道：“所謂‘今禮’，最早見於《大戴禮記 盛德》，也就是光武皇帝中興後所采用的明堂制度。《禮圖》中說，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即為現在洛陽明堂的九室建築格式。‘古禮’則是指《周禮 考工記》所載的五室明堂之制。至於和今、古文經學有什麽關系……”趙松遲疑了片刻後，繼續說道，“戴德大師是今文《禮》學大家，因此一般來說，持‘今禮’觀念的儒士幾乎都是今文經學一派，但也有例外，比如蔡邕、盧植兩位大人。他們是古文經學大家，但堅持明堂制度為‘今禮’，並把它寫進了《漢書》。”

“也就是說，朝中很多古文經學派的大吏也是支持‘今禮’，就是九室明堂制度了？”李弘問道。

趙松點了點頭，“大將軍，我急急忙忙來見你，就是想向你解釋三雍一事。今天朝堂上，李大人、崔大人、郗大人等大臣明顯占據下風，這對朝廷的新政非常不利啊。”

李弘暗暗吃了一驚。建一個三雍宮，采用何種明堂制度，會對新政不利？他望著神情嚴肅的趙松，輕輕揮了揮手，“你慢慢說，我仔細聽著。”

明堂是周制最重要的禮制建築。明堂之制自西周開始廣為流傳。

昔年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周公於是輔佐武王討伐殷紂。後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繼而天下服。七年，致政於成王。在先秦典籍中，明堂多為布政之所。《孟子 梁惠王下》中說，“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如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其實，明堂之制除了祭祀、布政外，還包括諸如內治、建官、頒朔、望氣、大教、學校、養老、尊賢、饗射等多項禮制活動。

在儒家經典中，三雍是禮樂教化的象征。

先秦時期，禮樂教化一直是儒家孜孜以求的治國理想，然而在春秋戰國，兵戎紛爭，烽火連錦，以禮樂行教化所必需的穩定局面並未出現，儒家被認為是不合時宜的“迂闊之學”。

本朝立國之初，儒生們期望能“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而陸賈、賈誼等學士亦提出了“禮樂教化”安天下的主張。但當時天下剛剛平定，財賦匱乏，將相只能以牛車代步，廣設禮樂、詳盡制度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在這種內無余財，外有強敵，諸亂未平，匈奴又至的混亂局勢下，本朝初期只能行“黃老”之學，行無為之政，以便讓百姓休養生息。

到了孝武皇帝時期，國事漸趨安定，財賦稍有盈余，這時才有論禮樂、建明堂之議。趙綰、王臧等公卿大臣打算仿照古制，在長安城以南建明堂，但由於“三雍”是儒家禮樂政治的象征，信奉“黃老之學”的竇太後極力反對。結果趙綰、王臧被迫自殺，丞相竇嬰、太尉田蚡被免職。

竇太後死後，孝武皇帝大權獨攬，他有能力建明堂了，卻沒有實施。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孝武皇帝雖然獨尊儒術，但本質上還是推行王霸之道，他並不願意實行禮樂教化的德政。他嘴裏所宣揚的德政和他所做的事互相抵觸，儒家理想與朝廷行事大相徑庭，儒家之說多數是用來裝飾政事。

到了孝成、孝元皇帝朝，儒學對國政的影響越來越嚴重，士人們也逐漸意識到，儒家的理想很難適應現實的需要，不能影響和控制朝政運作，繼而導致士人們在禮制改革上的反復搖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士人們想了很多辦法。

孝平皇帝朝，儒家思想開在朝政中取得了主導地位，儒學的聲勢日漸提高，朝廷開始調整早年在宗廟祭祀、禮儀制度、都城建築等方面與儒家經典所記載的“古制”之間的差異，並進行局部修改。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奏請天子，建明堂、辟雍、靈台。元始四年，由古文經學大家劉歆依據《考工記》設計的三雍宮建成，本朝以三雍為代表的禮制建築從此出現。

這座位於長安南門外大道東側的三雍宮，完全符合《周禮》中規定的明堂必須位於“國之陽”的規定。它外圍方院，四面正中有兩層的門樓，院外環繞圓形水溝，院內四角建曲尺形配房。中央建築下層四面走廊內各有一廳，每廳各有左右夾室，共為“十二堂”，象征一年的十二個月；中層每面也各有一堂；上層台項中央和四角各有一亭，為金、木、水、火、土五室，祭祀五位天帝。五室間的四面露台用來觀察天象。這是一座五室明堂。

光武皇帝中興之初，迅速修復了明堂、辟雍、靈台等禮制建築，以表示其對儒家理念的認同，幫助其推行“修文偃武”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