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貳卷【亂世豪雄篇】第11章.長河落日 第4節

明堂之爭爆發後，三雍宮的建設隨即擱置，但為了不影響重建長安城的進度，長公主以天子名義下旨，拜左車騎將軍徐榮為營都大監，將作大匠董昭為營都副監，於秋收後開始征調民夫建設未央宮和修繕長安城墻。

三雍重建關系到禮制問題，禮制問題又和漢祚的命運息息相關，持“今禮”和“古禮”兩種觀念的大臣們各不相讓，朝堂上的爭論日復一日。

從爭論雙方的官吏來看，堅持“今禮”，堅持九室明堂制的大臣們多在外朝，如丞相蔡邕、太尉荀攸、禦史大夫劉和、宗正楊奇、廷尉張邈、太仆孔融、將作大匠董昭、光祿大夫鐘繇、司隸校尉陳宮等公卿大臣。他們態度明確，沒有絲毫妥協的余地。

堅持“古禮”，堅持五室明堂制的大臣們多在中朝、內朝，尚書令崔琰、中書監陳群、侍中孫資等人也是據理力爭，至死不讓。

外朝和內朝再次針鋒相對，朝政受到了嚴重幹擾。

長公主在此事上的態度非常慎重。三雍畢竟不是一座建築，它代表著禮制，是大漢社稷的象征。采用何種明堂制度關系著社稷的長治久安，不能隨隨便便做出決定，朝堂上的爭論是必需的，必要的。

三雍的建設，從孝武皇帝開始，到孝平皇帝元始四年建成，其中歷時一百多年，中間經歷了無數次的爭論。很多大臣、儒士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光武皇帝中興後，三雍建設也數次反復，直到中元元年（公元五十六年）才正式建成，可見確定禮制的難度之大。

如果采用“古禮”，在三雍建設中采取五室明堂制，那麽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周禮》為基礎。

（《周禮》原名《周官》，相傳為周公旦所作，本朝古文經學大師劉歆始稱其為《周禮》。《周禮》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六官象征天地四方六合，體現了“以人法天”的思想。漢時冬官篇已亡，漢儒取《考工記》補之。）

如果采用“今禮”，在三雍建設中采取九室明堂制，那麽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禮經》為基礎。

（傳說《禮經》為周公制作或孔子訂定。近人認為這是春秋戰國時一部分禮制的匯編，成書應在戰國初期至中葉，即是漢時“五經”中的《禮經》。《禮經》分《士冠禮》、《士昏禮》等十七篇，詳盡敘述了上古貴族生活各種主要禮節儀式。）

《周禮》為古文經學家所推崇，《禮經》為今文經學家所重視。“古禮”和“今禮”之爭，五室明堂制和九室明堂制之爭，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今、古文經學之爭的延續。

今日朝廷的官學是“新經”，是馬融、鄭玄等一批經學大家歷經數十年，數代人的研究後，融合了今、古文經學兩家之長的新經學。在“新經”中，鄭玄大師第一次提出了“三禮”之名，認為“三禮”應該並重，要互相取長補短。

（所謂“三禮”，就是《周禮》、《禮經》和本朝經學大師戴聖所編的《小戴禮記》。《禮記》是秦漢以前儒家各種禮儀著作選集，大都為孔子七十子後學所記，有《曲禮》、《檀弓》、《王制》、《禮運》、《中庸》、《大學》等四十九篇。《禮記》反映的基本內容多系先秦古制，亦錄有一些孔子言論或其弟子對孔子思想的發揮，但也有個別篇章為秦漢儒生所撰。）

“新經”雖然提倡“三禮”並重，但在明堂制度上，鄭玄大師曾在《駁許慎五經異義》中有過精彩駁論，他認為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五室明堂制度要遠遠早於九室明堂制度。也就是說，鄭玄大師有明顯的五室明堂制度的傾向。

其實，“新經”對古文經學本身就有明顯的傾向，這是因為今文經學自光武皇帝後，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已經和讖緯之學緊密聯系在了一起。

光武皇帝以符瑞圖讖起兵，稱帝後崇信讖緯，宣布圖讖於天下，讖緯之學遂成為本朝重要的學術思想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權威。流傳在世的《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和《春秋緯》等“七緯”也成為儒士必修的典籍。讖緯的流行，導致朝廷在用人施政，各種重大問題的決策上，都要依讖緯來決定，而對儒家經典的解釋，也要向讖緯看齊，這大大推動了本朝經學的神學化。與此同時，讖緯也導致了天人感應，陰陽災異等思想在本朝的嚴重泛濫。

讖緯說白了，就是人為制作，是憑空臆想出來的，它可以被一些居心叵測者利用，拿來散布改朝換代的預言，這在最近十幾年表現的尤為明顯。“代漢者當為塗高”等讖緯一度傳遍了州郡各地。所以張溫、馬日磾等大臣到了北疆後，曾一度奏請朝廷禁絕讖緯，收繳讖緯書籍，但因為今文經學勢力龐大，根基牢固，成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