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四三章 問渠哪得清如許（上）

古代中文在書寫上，是沒有標點符號的。但是在閱讀時為求語氣的順暢，和正確的理解文章意思，依然需要注意文句的起承轉合。讀書人便會在文章中自行加注記號，這就是所謂的‘句讀’，如果不懂句讀，往往會造成誤讀，誤解作者原意。

因此學生入蒙後，需要‘明句讀’，就是學習依靠文章的語感、語氣助詞、語法結構等斷句。但是學會了句讀，依然經常會出現歧義、造成對文章字句的誤解。

比如‘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的笑話，主客兩人通過不同的句讀，表達出七種截然不同的意思，令人噴飯。但要換成在公文、在書籍中，這就不再是笑話，而是困擾和錯誤了。

歷史上因為句讀不同導致的公案比比皆是，最著名的就是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圍繞著其句讀，千年來學者爭執不休。要是當時有標點，爭議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了。

上輩子習慣使然，陳恪無法忍受一篇文章從頭到尾都沒有標點，因此他讀過的每一本書，都親自標注過‘標點符號’。

在這本《尚書偽經考》的前言中，陳恪說文章需要讀者自行句讀，不僅不便，還會曲解作者的意思，這是寫作者不負責任的表現，要麽就是故意不想把話說明白。為了避免自己的意思被誤解，也為了便利讀者，故而他在文章出版時，便提前加注了標點符號。

傳統的句讀符號，包括句號和讀號，相當於標點符號中的句號和逗號。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中，還有‘、’號，和‘（）’號，因此古代不是沒有標點符號，只是沒有人將其規範使用罷了。

陳恪在書後做了個附錄，列出了十種常用的標點符號，並將其作用明確標注。

他這樣做，絕不只是為了避免自己文章的意思被曲解，也並非推廣標點符號那麽簡單。他更深層的用意，體現在《大學》、《中庸》兩篇文章中……

在陳恪原先那個年代，稍稍有點文化的人，便知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並稱儒家四書。這四本書構築了儒家的思想體系，塑造了儒生們的精神人格，其重要性如何拔高都無所謂。

然而在北宋這個時期，《大學》和《中庸》尚未獨立成篇，只是《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文章的兩篇。對於為何要將其單獨拿出來，放在《尚書偽經考》之後，陳恪在前言中說道：

自己考證尚書為偽經，絕非要破壞儒家的文化根基。恰恰相反，自己是為了朔本清源、弄清先儒的思想體系，故而才去深入研究，才會發現偽經。但發現偽經不是目的，弄清先儒的思想體系才是。

那麽該如何弄清呢？去找《尚書》真經麽？

找到《尚書》真經固然重要，可以讓我們知道，三代到底是什麽模樣。但對於弄清先儒的思想體系，卻沒什麽用處。因為這是記載歷史的書，且是與先儒無關的歷史。

同樣道理，《春秋》的意義也不大。《周易》主要是蔔辭，是占蔔之書。《禮記》是禮儀制度的匯編。而《詩經》則是詩歌總匯……所以陳恪總結道，《五經》內容豐富而龐雜，表達的意義不夠集中、明確，無法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

那麽如何去弄清先儒的思想體系呢？陳恪主張將《論語》、《孟子》和《禮記》中的兩篇文章《大學》、《中庸》，合並為《四書》。‘退《五經》進《四書》’，以便讀書人更正確的理解孔孟之道。

好吧，這都是朱熹的觀點，陳恪不過是將他的事業提前了一百年。但這絕對不是簡單的照搬，而是一次對中華民族思想的重塑。

因為朱熹正是通過為《四書》作注，將自己的思想注入到儒家經典中，從而使後世的讀書人，接受了理學思想，使整個社會變成了理學社會。

陳恪便是要搶在朱熹之前，用朱熹的方法，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四書》，使大宋朝的讀書人，接受自己的思想，繼而改變整個社會。

陳恪知道，這條路比輔佐趙宗績搶皇位，還要困難一百倍。讓別人接受自己的思想，並變成他的思想，實乃這世上最艱難的事情。但無論多難他都得做，因為老天爺把他送到這裏，興許就是為了給華夏一個重塑靈魂的機會……

當然，陳恪也知道，此事非朱熹那樣的聖人不能為，至少以他目前的水平，還是做不到的。不過不要緊，就像他當年，明知道趙宗實是未來的宋英宗，仍然敢支持趙宗績和他爭一爭一樣，陳恪從來不缺乏勇氣和信心。

或者說，他天生就是個膽大妄為、自命不凡的主，就不信有什麽是自己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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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讀者的接受能力，以及自己目前的水平，陳恪沒有一上來，就給《大學》、《中庸》作注，只是將其從《禮記》中完整摘出來……甚至沒有改變其段落次序，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了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