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努爾哈赤奠基大清（第3/5頁）

8.制定撫蒙政策

自秦漢以來，北方的遊牧民族一直是中央王朝的北部邊患。為此，秦始皇連接六國長城而為萬裏長城，明朝徐達和戚繼光為鞏固邊防，也大修長城，但都不能完全解決邊患。明代京師兩次遭北騎困擾，明英宗甚至成了瓦剌兵的俘虜。努爾哈赤興起後，對蒙古采取了既不同於中原漢族皇帝，也不同於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他用編旗、聯姻、會盟、封賞、觀獵、賑濟、朝圍、重教等政策，加強對蒙古上層人物部民的聯系與轄治。特別是其聯姻不同於漢、唐的公主下嫁，而是相互婚娶，真正成為兒女親家。這是歷代中央政權（除元朝外）對蒙古治策的重大創新。中國古代社會史上的北方遊牧民族難題，到清朝才算得以解決。後來康熙說：“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清朝對蒙古的這種撫民固邊政策，其初始者就是努爾哈赤。

9.推進社會改革

努爾哈赤在其四十四年的政治生涯中，不斷推進社會改革。在政權機制方面，他逐步建立起以汗為首，以五大臣、八大貝勒為核心的領導群體，並通過固山、甲喇、牛錄三級組織，將後金社會的軍民統制起來。而後，他又創立了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制度，八貝勒並肩同坐，共議大政，斷理訴，舉廢國汗，即實行貴族共和制。但此制度在努爾哈赤死後未能實施。在經濟機制方面，他先後下令實行牛錄屯田，計丁授田和縮丁編莊制度將牛錄屯田轉化為八旗旗地，奴隸制田莊轉化為封建制田莊。隨著八旗軍民遷居遼河流域，女真由牧獵經濟轉化為農耕經濟。在社會文化方面，初步實現了由牧獵文化向農耕文化的轉變。

10.決策遷都沈陽

1625年，努爾哈赤決定遷都沈陽。但遭到貝勒諸臣反對。其理由是：近來正在修建東京遼陽，宮宅已經建好了，老百姓的住所還沒有最後完工，本來年景就不好，遷都需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對此，努爾哈赤說：“沈陽乃形勝之地，西征明，由都爾鼻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到；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以進；而且在渾河、蘇克蘇滸河的上流，伐木順流而下，用來造宮室、燒柴，都不可勝用。時而出去打獵，山上獸多，河中水族，也可捕而取之。朕籌劃此事已經成熟了，你們不要再考慮了。”

可見，努爾哈赤是綜合考慮了歷史與地理、社會與自然、政治與軍事、民族與物產、形勝與交通等因素，從而做出遷都沈陽的重大決策的。從此，沈陽第一次成為都城。努爾哈赤遷都沈陽，促進了遼河地域的經濟開發，並帶動了整個東北地域經濟與文化的發展，使“滿洲民國富”。

三、努爾哈赤成功之謎

努爾哈赤經過十二次大的戰役，先是統一了女真各部，繼而統一了東北全境，並成為後金大汗，他成功的秘密在哪裏呢？

一位教練經過研究認為，一個運動員取得世界大賽的金牌，大約需要一百五十六個因素，當然這些因素有主有次。那麽，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的成功，更是需要多種因素的和諧統一。努爾哈赤的成功，一個前提無疑是他苦難生活的磨礪，繼母的寡恩，使他養成了自立的性格；馬市的交易，使他大開眼界，廣交朋友；祖父、父親的蒙難，刺激他毅然擺脫常人的平庸生活，踏上了王者的征服之路。但更關鍵的因素還在於他實現了“四合”一天時、地利、人和與己合。

首先是天時。司馬遷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天，可以理解為“上天”、“天命”、“天道”、“天意”、“天時”等，這裏說的天，主要是“天時”。天時有大天時，有小天時。魏源說：“小天時決利鈍，大天時決興亡。”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五百年是個概數，三百年也會有王者興。明末清初，中國歷史的“天時”，到了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期。當時的世界上，俄國尚未東越烏拉爾山；葡萄牙到了澳門尚未對明朝形成威脅；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失敗；女真東面的朝鮮，外禍內亂，衰落不堪；西面蒙古，四分五裂，林丹汗孤立；北面扈倫，彼此紛爭，貝勒落馬；南面大明，南倭北虜，內憂外患，極度腐敗。總之，努爾哈赤處在了三百年一遇的大天時。

同時，努爾哈赤在戰爭中還善於利用天時。薩爾滸大戰的勝利，原因之一就在於得天時。當時赫圖阿拉地區大雪封山，江河冰凍，明軍四路出師，長途跋涉，山路崎嶇，叢林密布，冰雪封路。沒能按原計劃如期合圍赫圖阿拉，後金熟悉地形，便於設伏，分路出擊。努爾哈赤巧妙利用天時，在明軍形成合圍之前，集中兵力，逐路擊破，奪得了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