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性格教授，疑古宗師

錢玄同（1887—1939），原名錢夏，字德潛，號疑古，漢族，浙江吳興（現浙江湖州市）人。語文改革活動家、文字音韻學家、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著名思想家。曾主張廢除漢字。

紙上“雙簧戲”

在“五四”文學革命的前驅者中，錢玄同可說是一員驍將，一位急先鋒。他雖然並不是發難者，但卻最早給發難者以強有力的支持。1917年初，當胡適在《新青年》2卷5號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之後，錢玄同立即在該刊2卷6號發表《通信》作為聲援，內雲：“頃見5號《新青年》胡適之先生《文學芻議》，極為佩服。其斥駢文不通之句，及主張白話體文學說最精辟……具此識力，而言改良文藝，其結果必佳良無疑。惟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見此又不知若何咒罵。”此後，錢玄同又發表了《論應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應加標點符號，數目字可改用阿拉伯號碼，凡紀年盡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紀年，書寫方式“改右行直下為左行橫移”等主張。錢玄同的助陣，使陳獨秀、胡適在寂寞中深受鼓舞。陳獨秀對錢玄同的“崇論宏議”表示“欽佩莫名”。他在復錢玄同信中說：“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學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全國不景從也。”胡適說，錢玄同對他的賞識使他“受寵若驚”，“自信心更強了”；又說，“錢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對我們有如此同情的反應，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尤其重要的是，錢玄同將“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確定為文學革命的對象，擊中了當時模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選》所選駢體文的舊派文人的要害。錢玄同認為：“六朝的駢文滿紙堆垛詞藻，毫無真實的情感，甚至用典故代替實事，刪割他人名號，去遷就他的文章對偶，打開《文選》看，這種拙劣惡濫的文章，觸目皆是。直至現在，還有一種妄人說，文章應該照這樣做。《文選》文章為千古之正宗。這是第一種弄壞白話文的文妖。”可見，錢玄同是從更新文學觀念和促使文章發展與時代發展步調一致的角度反對“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

在文學革命的大旗樹立之初，舊文人們采取了漠視不屑的態度，一時間沒人出來叫陣論戰。因此，新文化人必須采取對策，引蛇出洞。正如魯迅所言：“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沒人來贊同，而且也還沒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

於是乎，經過商議，由錢玄同演“黃蓋”，劉半農演“周瑜”，二人一唱一和，上演了一幕令守舊人士坐立不安的“苦肉計”。在《新青年》第4卷3號上，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站在舊文人立場上，如同作策論一般，羅織了許多有關新文學的罪狀，以尖刻叫囂的筆調，大放厥詞地把新文人教訓了一通。而劉半農立即回長信一封，借清新簡練的筆鋒，將王文中的觀點駁得體無完膚，並且稱舊文人就好比“那既要偷漢，又要請聖旨，豎牌坊的爛汙寡婦”，既無氣魄，也無意境，卻處處掩飾，不許新文人露鋒芒。他們的眼光又好似“鄉下老媽子，死抱了一件紅大布的嫁時棉襖，說它是世界間最美的衣服，卻沒有見過綾羅錦繡的面”，將舊文人之醜態刻畫得入木三分，淋漓盡致。真可謂是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這等文章，措辭激越，議論精警，可以說是招招戳到舊文人痛處，讓他們看了，不把他們鼻子氣歪才怪呢！

果然，沒過多久，舊文人陣中大將林琴南便坐不住了，他在上海《新申報》上寫了一篇文言小說《荊生》，咬牙切齒地影射攻擊了《新青年》的幾位主要人物。其中當然便少不了“形友實敵”的錢玄同。在小說裏，林琴南塑造了一個浙江文人金心異，金對錢，心對玄，而異對同，實際上就是暗指錢玄同。在林的筆下，金心異嗜財如命，常常“為傷天害理之言”，並且目光短淺，畏首畏尾，被所謂的“偉丈夫”荊生將軍所鎮壓。可以說，小說裏充斥著人身攻擊與衛道謬論，透露出林仇視新文化的近似歇斯底裏的心理。這也恰好說明封建頑固勢力在理論和道義上已是無力還手，只能求助於謾罵和影射攻擊，做最後的絕望掙紮，不過是困獸般的哀鳴罷了。

也就是自此之後，新文化派人士無論在氣勢上，還是在學理上，都已經明顯處於壓倒性優勢，錢玄同和劉半農於此間的努力功不可沒。

作為文學革命的聲援者和呐喊者，錢玄同並不兼事創作，一生未做過一首新體詩。但是，錢玄同卻有很深的文學造詣。早在清末留學時期他就跟章太炎先生合辦《教育今語雜志》，用白話文撰寫論文。坊間流行的《章太炎的白話文》一書，文章多出自錢玄同手筆。歸國後他又在浙江辦過《通俗白話報》。第一篇近於白話的論學書，就是錢玄同與陳獨秀在《新青年》3卷6號發表的通信。《新青年》雜志從4卷1號起刊登白話文章，使用標點符號，也是錢玄同宣傳、鼓動、爭取的結果。此後，錢玄同用白話撰寫了大批雜文，對守舊文人和封建遺老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他的文風慷慨豪放，有如長風穿谷、奔流擊石，在思想上和藝術上均有較高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