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一代宗師開教育先河

蔡元培（1868.1.11—1940.3.5），字鶴卿，又字孑民，乳名阿培，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數度赴德國和法國留學、考察，研究哲學、文學、美學、心理學和文化史，為他致力於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論基礎。曾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人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他為發展中國新文化教育事業，建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貢獻，堪稱“學界泰鬥，人世楷模”。

“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

1916年9月1日，蔡先生在法國收到北京教育總長來電，說“請我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席，務祈鑒允”。他立即在10月2日離開歐洲歸國。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為北京大學的校長，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在北大正式就職，開始了一生最具建樹的高教改革。他根據多年在國內辦教育的經驗與兩次遊學德、法取得的認識，將二者有機地給合起來，從北大的實踐出發，從根本上推行了多方面改革。顧頡剛回憶說：“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來北大，逐步使北大發生了巨大的、質的變化”，並“著手采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學的教育方針和制度，來代替北京大學那一套封建主義的腐朽東西”。

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前，他的許多知心朋友就勸他別去擔任此職務，當時的北大太腐朽，如治理不好會毀掉他的名聲，但孫中山卻認為：“北方當有革命思想的傳播，像蔡元培這樣的老同志，應當去那歷代帝王和官僚氣氛籠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國性教育。”最終蔡元培還是進了北大。

上任伊始，蔡元培就強調在學校內重學術研究。蔡先生第一次向全校師生演說，即指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的階梯。”他要求學生“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他倡導教育救國論，號召學生們踏踏實實地研究學問，不要追求當官。在學校內，他則大力扶植各種學術政治社團，培養學術研究、思想辯論的風氣。此外，在學校領導體制、學制及課程上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這些使北大向現代化邁出了最堅實有力的一大步。

為貫徹教育救國方針，蔡元培首先“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趣”。由於舊北大文科頑固守舊者較多，故整頓工作，先從文科入手。他被任命為北大校長後，迅即訪晤陳獨秀，請其出任文科學長。隨即聘任胡適、劉半農、周作人等為教授。他們和原在北大的錢玄同、沈尹默、沈兼士一起，致力於文科的革新，“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除上述數人外，文科尚有陶孟和、顧孟余、陳大齊、楊蔭慶、錢秣陵、楊昌濟等教授，也熱心於哲學、英文、德文諸門的改革。理科教授，也都是飽學之士。法科方面，雖尚無人講授比較法之類的課程，但已有馬寅初、高一涵等專任的教授。他們絕大多數，都年在30歲左右。其中，胡適、劉半農年僅27歲，最小的年僅24歲。

蔡元培憑借這批英年才俊為骨幹，依靠他們帶動全校，共同努力把腐朽的“官僚養成所”朝向昌明學術的最高學府推進。蔡先生說：“我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在兼容並包原則下，對於確有真才實學而學術觀點、政治傾向不同的守舊學者，仍延為教授，展其所長，對他們一視同仁，絕不歧視。例如辜鴻銘，留學歐洲多年，辛亥革命後，仍留蓄長辮，表示效忠清室，但他精通英、法、德及希臘語文，於英國文學深有研究，仍請他講授《英詩》。又如劉師培，曾參與反清革命，後變節為清探，又為袁世凱稱帝效力，但劉於國學造詣極深，故仍聘他講授《中國中古文學史》。

蔡先生還不拘一格選拔與培養人才，24歲的梁漱溟，中學畢業後自修哲學，蔡先生看到他所撰《究元決疑論》一文，認為是一家之言，即聘為北大講師，講授《印度哲學》。和梁同齡的毛澤東，剛畢業於湖南第一師範，到北京襄辦留法勤工儉學，急需就業，蔡先生就通知圖書館主任李大釗，讓他當上圖書館助理員，得以博覽北大藏書，“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對於學術水平低下、教學態度惡劣的原有中、外教員，一律按約解聘。一個被辭退的法國教員向法庭控告，但有合同為憑，他的無理要求全遭駁斥。英國教員克德萊等被黜退後，鼓動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親自到校，要求續聘，也遭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