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大學真諦在大師（第2/5頁）

梅貽琦理想中的教授，是德才均備的；梅貽琦理解的“教育”，並不是單純的知識灌輸，而是包含知識、情感、意志等因素全面發展的全人格教育。

梅貽琦上任後，將延攬一流師資看作為“努力奔赴第一事”。一方面他充分尊重原教授隊伍並充分發揮其作用，另一方面又多方禮聘。據黃延復教授統計，從1932年至1937年，先後聘來校的國內外名師（包括一些當時即已嶄露頭角的新秀）達百數十人，其中包括不少外籍學者，加上羅家倫校長集中聘請的那一批教授，30年代清華園內名師薈萃，極一時之盛。

清華的文、理兩學院歷史悠久，基礎很好，而工學院則是後起之秀，這與梅貽琦的大力建設緊密相關。梅貽琦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礎上添設機械、電機兩系，組成清華工學院，自兼院長。後由顧毓琇任院長。從1934年起，清華與資源委員會合作開設航空講座，進行航空實驗，建立亞洲最大的航空實驗風洞等，這是清華航空系的前身，又是舊中國航空的開端。這一時期，為清華以後的工科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到1936年時，清華工學院的學生已占全校總人數的1/3。

那時候的風氣是工科至上。政府一再明令發展理工，抑制文法，學生們為了出路好，也樂於往工學院擠。梅貽琦雖然花了很大力氣建設清華的工學院，但他並不輕視文法。1933年，他在秋季開學典禮上說：“理工為實用學科，固宜重視，但同時文法課程，亦不宜過於偏廢。就本校說，最初辦理較有成績的理科之外，文法數科亦並不弱。現在本校工院初創，理工方面固應亟謀發展，但於文法各系也要使它有適當的進展。這一點外人不免忽視。”同年秋，清華開始實行文法學院大一不分院系，工學院大一分院不分系的措施。這種制度旨在加強學生的基礎，拓寬學生的視野，避免過早進入專門研究的弊端。學生在這種制度下可以較多地照顧到個人興趣，轉系也不難。這是對清華的通才教育傳統一個重大發展。事實證明是合情合理的，清華以後名家輩出，與這種“底子厚，後勁大”的制度息息相關。這一時期，清華還開創了與國外進行學術交流的先河。1933年，首先與德國約定互派研究生，設置科學講座等制度，先後約請哈達瑪、維納、華敦德等國外第一流學者來校作長期或短期講學。

總之，從1931年到任至抗日戰爭爆發起，在不到6年的時間裏，而且是在華北局勢動蕩不安的情況下，梅貽琦在校政、教學、學術研究、學風、人才等諸多方面擘畫精詳，成績卓著，開創了清華歷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你看怎樣辦好”

自1937年“七七事變”起，平津各大學不能開學。當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校校長均在南京，決定在長沙設臨時大學，由三校校長和教育部派代表組成委員會領導校務，使三校師生先行上課。1938年2月學校遷到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由三校校長任常務委員，校務由常委共同負責。聯大設有理、文、法、工、師範五個學院。下分各系，大致仍用三校舊制，稍加合並，如地質、地理、氣象合為一系，歷史、社會合為一系。聯大成立後，三校不再招生。三校學生均為聯大學生，聯大學生均為三校校友。三校教授由三校自聘，通知聯大加聘、排課、發薪。聯大這種體制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的第二年——1946年，前後共8年。

聯大成立之初，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對北大校長蔣夢麟說：“我的表你帶著。”這是天津俗語“你做我代表”的意思。蔣夢麟對梅貽琦校長說：“聯大校務還請月涵先生多負責。”三位校長以梅貽琦先生年紀較輕，他毅然擔負起這一重任，公正負責，有時教務長或總務長缺員，他就自己暫兼，認真負責，受到尊敬。蔣夢麟常說，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這是實話，從而奠定了三校在聯大八年合作的基礎。

三校都是著名專家學者薈萃的地方。各校有各校的光榮歷史，各校有各校的校風，也各有其不同的經濟條件。經過長沙臨大五個月共赴國難的考驗和3500裏步行入滇的艱苦卓絕鍛煉，樹立了聯大的新氣象，人人懷有犧牲個人、維持合作的思想。聯大每一個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關懷，誰也不幹涉誰，誰也不打誰的主意。學術上、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校風上，莫不如此。後期，外間雖有壓力，謠言不時流布，校內始終是團結的。抗戰勝利後，還在昆明上課一年，這也是了不起的。在聯大八年患難的歲月裏，梅校長始終與大家艱苦與共，是大家經常提到的。

1941年4月，清華大學在昆明拓東路聯大工學院舉行30周年校慶，張伯苓校長自重慶告訴南開辦事處的黃子堅說，清華和南開是“通家之好”，於是黃子堅在會上大作“通家”的解釋，指出清華的梅校長是南開第一班的高材生。接著，馮友蘭上台說要是敘起“通家之好”來，北大和清華的通家關系也不落後，北大文學院院長（指胡適）是清華人，我是清華文學院院長，出身北大，此外還有其他很多人。兩人發言之後，會場異常活躍，紛紛舉出三校出身人物相互支援的情形。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聯大的三校團結，遠遠超過了三校通家關系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