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

在儒家的傳統中，孔孟總是形影相隨，既有大成至聖，則有亞聖。既有《論語》，則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他們的宗旨也始終相配合。《史記》說：“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今人馮友蘭，也把孔子比做蘇格拉底，孟子卻可以比做柏拉圖。

但是我們仔細比較他們，卻也發現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最明顯的，《論語》中所敘述的孔子，有一種輕松愉快的感覺，不如孟子凡事緊張。所以大成至聖能夠以“君子坦蕩蕩”的風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態度去保持他的悠閑。孔子令門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贊許。而曾皙所說的，大致等於我們今天的郊遊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與這種態度截然相對的是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主張。孔子還說飯菜不做好，這樣不吃那樣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卻毫不忌諱地提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而且“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等辭句也經常出現在他的嘴中。

孔子沒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惡。《論語》之中，“仁”之一字出現了六十六次，沒有兩個地方的解釋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說出雖為聖賢，仍要經常警惕才能防範不仁的話，可見他認為性惡來自先天。他又說“觀過，斯知仁矣”，好像這糾正錯誤，促使自己為善的能力，雖系主動的，但仍要由內外觀察而產生。孟子則沒有這樣猶疑。他曾斬釘截鐵地說出：“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認，他一生學習，到七十歲才能隨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則可以由他自己所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一句話裏看出。這種道德力量，經他解釋，純系內在的由自我產生。所以他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聖賢。

孔子對“禮”非常尊重。孔子雖然稱贊管仲對國事有貢獻，但仍毫不遲疑地攻擊他器用排場超過人臣的限度。顏淵是孔子的得意門徒，他死時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卻根據“禮”的原則反對顏淵厚葬；又因為“禮”的需要，孔子見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興。孔子雖不值陽貨的為人，但為了禮尚往來，他仍想趁著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沒有這樣的耐性。齊宣王稱病，他也稱病。他見了梁襄王，出來就說：“望之不似人君。”魯平公沒有來拜訪他，他也不去見魯平公。他對各國國君的贈儀，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齊國的吊喪正使，出使滕國，卻始終不對副使談及出使一事。

這中間的不同，不能說與孔孟二人的個性無關。或許《論語》與《孟子》兩部書的取材記載不同，也有影響。但是至聖和亞聖，相去約兩百年，中國的局勢已起了很大的變化。孟子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八個字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他們之間的距離。

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時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雖不能確定，但是他最活躍的時間，也是戰國時代的前中段。《孟子》一書開場即提到他見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離戰國開始已67年，又115年之後秦才滅六國統一中國。在春秋的時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維持，但是還沒有完全敗壞。以前各小國各自為政，裏面主持國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擔任下級軍官的士，全部世襲，一切都按成規，也就是說，一切都接受“禮”的約束之原則已不再適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義出之。縱使叛逆篡位也還要邀請與自己利害相關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這時的戰事還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離散。

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布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不為已甚”是當時的一般趨勢。根據原則，在某種情形之下，不追擊敵人。在某種情形之下，不向主敵射擊，不設險以譎詐取勝。既已給敵兵第一下的創傷，不乘勢作第二次的戳刺。頭發斑白的人，不拘為俘虜。這些態度與歐洲中古的騎士精神很相仿佛，雖然這些原則並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戰時間短促，參戰的人數受車數的限制。總之，春秋時代的戰事，顯示了社會的不穩性。但戰事的本身，卻不足以造成社會的全面性動蕩。

針對這些條件，孔子對當日情形，還沒有完全失望。他的閑雅代表著當時的社會，相對於戰國的暴亂而言，還相當的寧靜。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復禮”，顯示著過去的社會秩序仍可恢復。他有時也發牢騷，說什麽“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針的時候，他的辦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復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更表現一腔復古的熱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