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

在中國歷史上秦始皇是一個令人尋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經過賈誼的責難。迄至近代，既受過章炳麟和蕭一山的恭維，也受過顧頡剛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們的好奇心不能因這樣的“褒貶”而滿足。假使我們撇開嬴政的個性與作為，單說中國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誕生前約兩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統一；並且此後以統一為常情，分裂為變態（縱使長期分裂，人心仍趨向統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統一為職志），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問，以歐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後，同樣由一個地方較偏僻，交通也不是頂便利的國家（有如波蘭或保加利亞）做主，以幾代的經營，打敗英、德、法、意、奧和西班牙的聯軍，並吞他們的領土，斷絕他們各國皇室的繼承，並且將各國文字劃一為一種共通的書寫系統？這事不但在兩千年前不可能，即使兩千年後的拿破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頭。由此可知，中外歷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個性的問題了。

1974年之後，“秦俑”出土，這更增加我們思考的機會。這批陶器塑像據估計約為六千到七千個，個個不同。從臉上的表情，還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齡和性格。有時一人面目緊張，貼鄰一人則輕松而微笑，士兵的頭發，好像根據“規定”剃束，但髻辮之間，既大同又有小異之處。他們所著靴鞋的鞋底有圓釘。所穿的甲，鐵片以皮帶穿貫，都根據實物絲毫不苟的模制，步兵和騎兵的制服也不同。並且這幾千個塑像帶著戰車和兵器構成戰鬥隊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藝術和技術上的同一標準。這些地方，也使我們對秦始皇的為人，另有超過以往歷史之評價的感想。

比如說，以今日科技之發達，我們要重新塑制這幾千個（也可能幾萬個，因為現在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驪山陵墓東部帶北的一角）陶俑，也勢必要組成委員會，由軍官、藝術家、科學家、工程師集思廣益地研究設計，才制造得出來。秦始皇既為一個“焚書坑儒”的專制魔王，為何有這樣的耐性？他為什麽不以軍事形式的雷同劃一為原則，將幾千個人像以模型翻砂式地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Darius）宮殿前的裝潢，又有如羅馬的康斯丁（Arch of Constantine）上面的側面人像，成排結隊地出現，既不必講究生動，也毋須在藝術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權的話，為什麽不采取埃及的辦法，將人像塑成幾丈高，又設計為鳥頭人身，或照印度的辦法，造成三頭六臂？而偏偏像希臘雅典一樣，保存了集體作品之個別的美感？

這些問題，尚待研究。可是從新發現的資料來看，我們也敢確定中國初期早熟的政治統一，造成“書同文，車同軌”的局面，是一種有歷史地理性的組織和一種帶群眾性質的運動，有如陶希聖和沈任遠的提議，我們應從秦始皇的後面，看清戰國時代的社會經濟因素，認識農業技術的進步，商業的興起，客卿在各國政治的地位，以及遊俠的活動情形。這些因素，促使中國在秦的領導之下統一。

最近幾十年來地質學、氣象學和考古學的發現，也可以連貫到中國初期早熟的統一。中國文化發揚於黃河流域。黃河通過黃土地帶（loess land）。黃土鋪蓋著華北幾省的廣大地區，土質松疏，經常有一百尺到三百尺的深度，因之黃河夾帶大量泥沙，隨時有阻塞河床，沖破河堤，淹沒人畜，損壞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無濟於事。本來世界主要河流夾帶泥土4%或5%已算很高，南美的亞馬遜河（Amazon River）夏季能帶砂10%到12%。然而1940年間在陜縣附近的觀測發現，黃河夾砂以重量計達46%。夏季其中三個支流的夾砂量從42.9%到63%。由此也可以看出這問題的嚴重和龐大了。

因為人口增加，農業技術之進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時代，各小國在黃河附近築堤也已經妨礙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國家，還惡意地將災害加諸鄰國。公元前651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種古籍之中紀載略有不同，有的是“無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無障谷”。到戰國期間，這問題加緊，公元前332年，趙國與齊魏作戰即曾將黃河河堤決潰以浸淹對方（見諸《史記》）。又《孟子》一書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亞聖自己就對白圭說：“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吾子過矣！”足見光是治水一事，中國之中央集權，已無法避免。秦始皇並非不知道這事，他統一各國後碣石頌秦德，自稱“決通川防”。他又改名黃河為“德水”，更稱秦為“水德之始”，這都是確切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