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第2/2頁）

七國的叛變，也因先朝宿將周亞夫的指揮得當，不出三月而事平，七王皆死，首事者妻子人宮為奴。又十一年之後景帝又以條侯太尉周亞夫“此鞅鞅非少主臣也”，也就是看出他經常帶有不高興和不服氣的態度，很難在繼位皇帝下做社稷之臣的樣子，找著細故將他下獄死。這時漢朝同姓子弟的王國，或國除改為郡縣，或被分裂為小王國，其官僚亦由朝廷遣派，一到漢武帝初年，殘存的王國更有名無實，漢朝實際已恢復秦朝全面郡縣的體制。司馬遷作《景帝紀》時，注重劉啟一朝，為“安危之機”。只有班彪班固父子作《漢書》時才強調文帝“寬忍”，景帝“遵業”。又提出“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的歌頌。

中國官僚制度之下，皇帝是一切爭端和是非的最高裁判者，即使對付技術問題，也必予以道德名義。很多事情其解決方法又要迅速確斷，因此通常殘酷少恩。漢朝的皇帝中，只有第七位宣帝劉詢對此情節了解最深，而且直言不諱。他的太子見他因大臣稍出不遜之辭，即將他們處死作諍諫，宣帝即作色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並且嘆說：“亂我家者，必太子也！”

這些事跡使我們知道歷史資料，不僅是“真人實事”，裏面經常有很多牽涉出入有待我們重新考慮的情節。我們讀史，尤其要注意古今環境之不同，及我們的立場與作史者立場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