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和班固

司馬遷作《史記》，完成於漢武帝末年。班固作《漢書》，書未成而作者因過去與外戚竇憲的關系，死於獄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年。一屬西漢，一屬東漢，相去公元前及公元後各約九十年。我們今日看來，這兩部書好像聯袂而出。其實它們間隔了一百八十年的距離，等於我們之去前清嘉慶年代。

《史記》和《漢書》一為私人著作，另一書稿則經皇帝看過，有國史的色彩。司馬遷自稱“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經和班固作書的宗旨不同。況且《史記》是通史，《漢書》是斷代史。兩位作家的個性癖好不同，也使他們取材行文之間，有相當的出入。然則公元前90年和公元後90年，中國的作家和思想家所處的環境已有大幅度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在於漢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漢朝立國行雜霸之制，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際，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著作，還摻和著陰陽五行的成分涉及災異。總之整個漢代思想，是一種有選擇性的大綜合，早經中外學者闡釋。我們在這裏要特別強調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並不是以尊儒為目的，而是樹立一種統一帝國的正規思想（orthodoxy），這有他自己的言辭為證。他曾對武帝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異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紀統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這段話否定學術的獨立性，坦白地承認提倡學術，旨在支持當今政權。武帝之置五經博士，立學校之官，策賢良，都根據這宗旨著眼，從此中國龐大的文官集團，有了他們施政的正統邏輯。司馬遷和董仲舒同時，他讀書不受這政策的影響。而班固年輕時“正規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礎。況且後漢創業之主光武帝劉秀自己就曾為大學生。第二個皇帝明帝劉莊更以學者自居，曾在辟雍（大禮堂）講尚書。第三個皇帝章帝劉炟親自在白虎觀制定五經異同，班固也在列。在這種政權領導下的環境裏著書，就難脫離國家所定標準的束縛了。

司馬遷和班固一樣，自稱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們一打開《史記》，隨意翻閱三五處，即可以體會到作者帶著一種浪漫主義（romanticism）和個人主義的作風，爽快淋漓，不拘形跡，無腐儒氣息。他自稱“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應當是一種真實的寫照。他所崇奉的“士為知己用，女為悅己容”也可以說是歸源於儒家道德，可是這立場就已經和經過正統限制的所謂儒家不同了。

《史記》裏寫荊軻和高漸離飲酒擊築，又歌又泣，旁若無人，已近於董仲舒所說的“邪辟”。並且項羽是漢高祖劉邦的死對頭，而《史記》裏的《項羽本紀》排列在《高祖本紀》之前（若在後代必稱“項酋”“偽楚”，而“本紀”只能降格為“載記”）。文中又把項羽寫成一個雖暴躁卻又渾憨可愛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憐惜。與之相較，劉邦反像一個偽君子。而司馬遷形容呂後殘虐戚夫人，以致她親生的兒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為”。班固作《漢書》時，有關劉邦的一段，還大致采取司馬遷的材料。但是他的《高後紀》則隱惡揚善，對戚夫人事一字不提，而只在書末《外戚傳》內敘及。

《史記》除了《刺客列傳》之外，還有《滑稽列傳》、《日者列傳》和《龜策列傳》可謂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現整個社會之剖面的樣子。班固書裏雖有《東方朔傳》，卻不再縷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資料。

司馬遷借著《貨殖列傳》發揮他個人的私利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他又說：“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而且從他看來，貧窮是做事失敗的征象，除了特立獨行的人可以例外，其他都應引以為恥。“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遲至今日兩千多年之後，很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或敢心裏如此想，恐怕不會有很多人嘴裏能如此說。

也因其如此，司馬遷就受到班固的指責。《漢書》裏就有《司馬遷傳》，內中批評他：“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這些地方還不足十分地表現班固的正統思想，最使我們看出他的作品在歷史上是屬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的產物者，乃是《漢書》裏的卷二十《古今人表》。這表裏列有古人1931人，包括傳奇式的人物如女媧氏有巢氏，《論語》中有名的孔門弟子，《春秋》中的國君等，至於秦亡為止。而由作史者“顯善昭惡”地按上上至下下區分為三等九則。內中得“上上聖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而以周公孔子殿後。仲尼之外即再無聖人，雖孟子只與顏淵、管仲同屬“上中仁人”。老子與商鞅、申子、墨翟、韓非都屬“中上”，與孫臏白起一流。刺客荊軻則為中中和孟嘗君呂不韋同品。而“下下愚人”裏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傾國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雖焚書坑儒，班固只貶之為中下，因為他下面還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趙高列入“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