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第2/2頁）

錢穆曾說：“中央恭儉無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會各方之活氣。”漢武的辦法，那是利用一種運動，代替組織之不足。如果各地參差不齊，又無法扶植他們作不均衡的發展，則全面動員，經常活動，也可以算作一種出路。有人就說他“鷹擊為治”。他自己也曾對衛青說：“一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謂“將問題外界化”（To externalize the problem）。

只是漢武平定南越，進兵朝鮮，加兵於西南夷，用張騫通西域，凡是本於歷史地理上中國傳統威力能及之處，都已到達，或已超過。而他八次攻匈奴，也已用盡全部兵力。遊牧民族與漢民族作戰，有中國不能企及之處，在於他們平時戰時，都是騎兵，無須動員。他們進攻或剽竊，經常獲得戰果。中國之征匈奴，有如禦史成進所雲，“從之如搏影”。公元前119年劉徹之攻匈奴，可算是漢軍一大勝利，但是如時人所說，“千裏負擔饋饢，率十余鐘致一石”。以致出塞官私馬十四萬匹，輜重不計，入塞不滿三萬。到武帝末年，“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征發之士益鮮”。也就是很多百姓早已出錢免役，到征兵時連下級軍官軍士級以下的人員都不容易湊數了。

武帝的力量全靠這對內中央集權對外經常征伐支持。他治下之道不拾遺，乃是在嚴格捕盜的法令下，一次株連幾百人以至近千人的威勢下逼成，如此已半個世紀。一到他的運動發生困難，他的組織上的弱點也容易給人看穿。在這時候發生繼承問題，不僅他自己感到為難，他的臣下左右，也都在私下竊議自身禍福。迷信與誤會，以及劉徹劉據個性之不同，再加以官僚機構間動輒人事僵化的趨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劇。

然則中國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經濟與法制的組織力量之展開，已如前述。漢武帝登極之三年，即公元前138年，“河水溢於平原，大饑，人相食”的事實，已出現於官方紀錄。也就是表現著自然的力量無可推避，因治水與救荒，中國即須組織大帝國對付，《武帝本紀》內也常有憂水患憂災荒的敘述。而北方綿亙兩千多裏的國防線與“15英寸雨量線”吻合。線之西北，經年雨量不及十五英寸，無法經營農業，只是遊牧民族出入之處，這威脅也強迫中國統一對付。劉徹用衛青霍去病“度幕”（貫穿沙漠地帶），不失為軍事史上的壯舉，只是他想消滅匈奴的希望，卻無法實現。茲後十五英寸雨量線間兩方的廝殺，還要繼續約兩千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敗噶爾丹（Galdan）迫他自殺，才解除了遊牧民族騎兵的優勢，可見得歷史並非全是人為，我們兩千二百年後敘秦皇漢武更無法忽視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