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改革者又是書呆子（第2/2頁）

光武帝劉秀也重圖讖。他和鄭興討論郊祀，有下面這段記載：

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這也證明專制君主需要一種意識形態做他行動的張本，臣下很難抗拒，因為不支持它，就是反對他。鄭興只好服輸，自己承認學術淺陋，不如聖見高明，才得脫身。

在同樣的情形下，我們也可猜想以當日文字傳遞的艱難（紙張僅於公元105年前後出現），加以政府收攬讀書人之廣泛，凡與當局意識形態格不相與的知識就很難普及。東漢之張衡作渾天儀，又於公元132年作地動儀，能不待各處報告，預知何方地震。他的渾天說，稱天如雞卵，地如卵黃，日行一度，共365¼度，他又算出圓徑之π為3.1622。可是他為宦官所讒，自己也不如意，還不敢向皇帝直說，“及後之著作，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這和董仲舒所著“十余萬言，皆傳於後世”，有霄壤之別。比張衡還要早約五十年的王充，對當日迷信作有系統的批判，所著《論衡》二十余萬言，但是他人為“異人”，書為“異書”。《後漢書》裏寫他的傳記，只聊聊數十行，除了說他所著書，“始若詭異，終有實理”之外，無一字一句之抄錄。可見得以知識本身為目的的知識，總有與時尚不合的趨勢。

從這些觀點出發，我們回頭看王莽：《隋書》經籍志說：“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從此也看出新莽與光武帝劉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帶有神秘性的色彩，去支持他們的帝業，並無基本上的差別。可是除此之外，劉秀注重實際的組織，有步驟地達到他的目的。王莽則眼高手低，只能宣揚天下大局應當如是，做事經常文不對題，可能被他自己的宣傳所蒙蔽。作他的傳記者只要把他的詔書前後摘錄，也可以給人看出這位改革專家，實際上仍是一個大書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