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與東漢

西漢與東漢，究竟應當在歷史上視為兩個不同的帝國，或者看作一個整體的朝代，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兩漢在公元前及公元後各歷時約兩百年，中間經過新莽的中斷十五年，如果視為一個朝代，則它連亙四個多世紀，為上承秦始皇下迄滿清兩千年來帝祚最長的一個朝代。

中國的人口，據稱經過王莽後有大量的損耗，可是後來經過東漢的休養生息，也漸漸恢復原狀。官方的統計，常有訛漏，至漢亡時仲長統的估計，應逾千萬戶。則兩漢在正常狀態下，人口總數應當是五千萬到六千萬之間，公元前及公元後並無顯著的差別。

以疆域及兵力威勢之所及而言，則兩漢間的變動亦少。漢武帝在朝鮮半島開拓的立足點，東漢也能大概維持。交阯反叛，有馬援平定。漢武帝還要竭全國之力伐匈奴。這遊牧民族在王莽後永遠的分為南北，給東漢竇憲一個絕好的機會。他在公元89年的北征，出塞三千裏，各部降者二十萬人，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裏，以致北單於“不知所終”。西漢既有張騫之通西域，東漢則有班超打破他的紀錄。班超籌劃“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他由中土率領出塞的不過志願軍千多人，後來接濟他的也不過兵士八百人，他竟能“以夷制夷”。攻莎車（Yarkand）時發兵兩萬五千。公元94年更合西域八國兵七萬人討焉耆（Karashar）。

只是東漢有一個邊疆問題，其棘手的程度，為西漢所無，此即是青海草原地區的羌人。這些藏族遊牧民族，沒有統一的組織，各部落時合時分。有時漢人也欺淩他們，引起雙方的仇殺，戰事經常發生，每次雙方的死傷各逾數千。草原地帶既無法占領，東漢的移民實邊也極耗費。即招羌人內屬不僅無實效且有後患，漢亡之前夕董卓的擁兵自重，即靠羌人編成的部隊撐腰。這種部隊，只有他能指揮，旁人無法管馭。

可是事雖如此，在當時人看來，縱算西漢都長安，承土運，所以一切以黃色為尚，東漢都洛陽，交火運，所以旂旗衣飾概以紅色為主，實際上只有一個朝代。光武帝劉秀，出自漢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漢高祖劉邦的九世孫。他在洛陽重建太廟之後，只奉祀西漢的君主到元帝為止。因為對光武講，元帝仍屬父輩，成帝則為兄弟，哀帝已屬侄輩，平帝更算是侄孫，都不在太廟奉祀之內。光武更因呂後不遵高祖遺囑，引起諸呂之患，雖然事隔兩百年，仍將她的靈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後的靈主。因之他自己更是公元前建國以來從父系母系上講都是名正言順一脈相傳的繼承人。於是劉秀在歷史上稱為“中興之主”。

最近幾十年來從考古所得，已給我們一個體會漢朝日常生活的機會。這些資料也給以上的問題，賦予部分的解答。出土的文物，包括衣食住行的各項資料，如無實物，即有模型圖解。因之小至文具印章，大至倉廁爐灶，更大至於樓台榭閣，都可以一目了然。漢朝一般人的思想，認為生與死沒有絕大的差別。陰冥雖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對死者祭祀供獻，卻用不著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為如此，所以漢代墳墓裏缺乏我們今日認為有宗教性的標幟與裝潢，卻有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鐫刻。這些碑畫，內向對棺槨，好像專供死者欣賞，其中有的引用歷史故事，例如荊軻刺秦王，漢武汾上得寶鼎，有的則鐫刻車馬宮室，庭院廚廄，農田作業，市廛買賣，甚至方伎雜耍。其廣泛真切可以給研究歷史的人一開眼界。

從這些資料看來，再加史實的證明，我們可以說漢朝四百多年內，文化生活已有很長足的進步。從多方面講，中等以上住戶的生活，較之近世紀，已無顯著的差別。中外學者一致將這成就歸功於兩漢的重農政策。政府既竭力培植小自耕農，而冶鐵公賣，則西漢全國統籌，東漢各地做主，也使標準農具普遍的及於一般農戶。而且地方官員經常興水利，論穡稼，有如《漢書》及《後漢書》循吏列傳之所敘。從這些方面看來，中國的初期統一，以淳樸雷同的法制加於廣大的地區，不是完全沒有好處。同時在這種原始的重農政策之下，東漢與西漢，也確實有承前接後的聯系。若非如此，則其人口與版圖，就甚難如此互相湊合。

但是這問題仍可倒轉來看：要是兩漢確是一脈相傳，何以兩個時期的歷史學（historiography）會有這樣大的差異？今日我們展讀西漢的歷史，不期而然地會感覺到內中有很多令人興奮、令人竦懼、令人嗟嘆、令人驚訝的地方。這種特點，很難在東漢史裏看到。即使現今《劍橋中國史》的主編人Denis Twitchett也曾對我說找不出一部讀來令人覺得滿意的後漢史。這原因又在什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