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與東漢（第2/2頁）

從現代的眼光看來，西漢帝國仍在草創時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管制，霍光的專權，宣帝的稱雜霸，都離不開一種試驗性質，所以能勾動讀史者的好奇心。東漢的君主，就沒有這種創作的機會。其中主要的原因則是帝國的粗胚胎穩定之後，立法不能展開。君權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對稱與均衡，就無從分割，也不能根據實況合理化。這情形曾引起仲長統說，三公都是虛設，到頭仍是寡頭政治。同時官僚機構的組織，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沒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開，民間經濟發達到某種程度，政府在技能上無力處理社會所產生之各種繁復問題。朝中的權力鬥爭，卻仍以道德的名義作張本，其中女後、外戚、宦官、朋黨攪作一堆，公事與私事混淆。今日之讀史者，除了覺得資料重復，糾纏啰嗦之外，也很難分析其後面問題的真面目，更難判斷誰是誰非。

嚴格講來，東漢或後漢只有起首的三個君主能有所作為；此即光武帝劉秀之“中興”，明帝劉莊的用嚴刑峻法鞏固其帝國，並用各種建築及儀禮使君權神秘化和美術化，與章帝劉炟之重申儒家宗旨，以加強施政時道德力量的支持。

而其實也只有“中興”是創舉。承認“中興”，則西漢與東漢是為一元。

這樣看來，東漢的歷史沒有寫得好，也不足為怪。一個國家的法制逾四百年沒有實質的改進，其行政不能表現活躍與生機，只好說是時勢所必然。紀西漢的《漢書》提供刑法志、食貨志和溝洫志等材料，紀東漢的《後漢書》則全部付諸闕如，而代以很多列女、蛇孽、法冠、赤綬的敘述。這和作史者的眼光手法不無關系（《後漢書》也和《漢書》一樣，並非出於一人手筆），而當中仍有一個關鍵，則是從長期的歷史眼光看來，後漢因襲前代過甚，只能繼續充實一個原始型以小自耕農作基幹的大帝國，不能替中國打開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