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分裂到統一

至今還有些讀歷史的人，仍認為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裏留下了一段尷尬局面。這369年，缺乏一個上承秦漢下啟隋唐的大帝國。要把它當作一個過渡時期看待，又未免牽扯得過長。這當中的人物事跡，敘來也難得有頭緒可循。所以有些歷史書，就把這369年輕率地穿插過去，以便迅速提引到隋煬帝和唐太宗等前後關系比較完整也更容易檢討的題材。

可是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在中國歷史裏只發生過這麽一次。它給我們一個機會去了解中國民族演進的歷史，並不一定就是各朝代歷史的總和。雖說統一的政治中心不存在，中國很多人文上的因素還是不斷地發展。舉一個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於公元496年改姓元。其他如步六孤氏改姓為陸，獨孤氏改姓為劉，鮮卑民族改姓的一百多，這當然引起很多尊重民族傳統的鮮卑人士不滿，6世紀洛陽的政變，和北魏朝廷的分裂，不能與此無關。

北周的創始者為宇文泰，他也是鮮卑種。他於公元554年以為“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表面看來，這是對元宏的漢化政策的一種反動，也強調鮮卑民族各部落在歷史上的傳統。而實際上他盤踞的關中，並沒有很多鮮卑苗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賜予漢人及胡漢混血的將領。他日作隋朝開國之主楊堅，這時候就因父兄的功勛被賜姓為“普六茹”。這樣只更提高漢人在朝中的地位，而更使胡漢的界限磨滅。其背景則是長期分裂的局面下，北方成為融合各民族的一大熔爐。少數民族之逐漸被多數民族吸收同化，也就不可遏止。

元宏的政策，還有一種貴族化的趨向，他尊重範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的社會地位，也讓鮮卑系的望族穆、陸、賀、劉、樓、於、稽、尉八姓和他們同列。而當日時尚的趨向，則是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全部平民化，所以元宏的親信李沖和韓顯宗都反對他的作法。

我們已經提及，當時人認為秦漢以來大帝國之崩潰，在於“兼並”。土地一集中，則地方官無法處理境內行政，並且由於地方的爭執，影響到朝政。這樣之事能夠發生，則是“選舉制”之不良，以致漢末所推薦的孝廉都是豪門子弟。曹魏想改革這種毛病，實行所謂“九品中正”之制，也就是徑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任所去品評人物，以作吏部任命的憑藉。其結果又如《晉書》劉毅傳裏說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種士族力量的膨脹，也影響到軍事行動。在政治秩序崩潰的時候，立塢設盟，只有靠世家大族的領導。根據《晉書》王戎傳，八王之亂時，河間王與成都王“帶甲百萬”。晉朝的封建，並沒有歷史的基礎，這兩王能在短時間內糾集這樣大的兵力，也還是因為地方武力早已在後組織就緒，只要上面有人領導，就有幾十百萬的士兵在麾下應命了。

這種種妨礙統一的情形都要在長期分裂，兵革常起的局面下逐漸淘汰澄清，有些歷史家每提到中國的重新統一時，總要強調中國傳統思想的偉大。但是傳統思想能夠發生功效則是因為社會組織已經和它接近。宇文泰在文治方面最聞名的措施乃是任命蘇綽為度支尚書，讓他規劃新政府的各種設計，此人“博覽群書，尤善算術”，而他的設計，也總以《周禮》為依規，也就是預先創造一個數目字的公式，向真人實事上籠罩著過去。北魏以來的三長制和均田制，都有這種“間架性設計”的趨向。其所以能如此，則是在社會中層可能予朝廷及民間作梗的巨家大室或被淘汰或受約束，中央政府因此又可以掌握大量的農民了。

這種趨勢也可以在考試制度演進的歷程中看出。漢朝之對策，並未正規化，只有隋唐之後“士皆懷牒自列於有司”，才算有了固定的程序，也才算全部公開，這固然是制度上的進步，然則若沒有社會進化的背景，則不致有這麽多布衣學人應試，就有他們也仍會被宗黨和豪強所抑制。

只是由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統治無數小自耕農的體制，並不是因為全國統一而立即成為事實。這中間仍有很多的周折。再舉一個例為證：

隋文帝於公元589年滅陳。可是翌年今日的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變，“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其起源則是據《資治通鑒》所雲：“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這文字記載簡單，也只顯露官方見解。但是也表示在南北分裂局面下，北方已經歸納於一個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單純社會，南方則仍受巨家大室操縱。這些巨家大室的弱點，則是不能構成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體系。因之他們雖然擁有船艦，能和隋朝派來的楊素作殊死戰，終被各個擊破。上述蘇威則為北周政體設計者度支尚書蘇綽之子，這關系也象征著全國的統一，要經過長期間的慘淡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