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分裂到統一（第2/2頁）

佛教在南北朝期間鼎盛。中國學者提到這題目時，經常毀譽參半，一方面稱贊佛教自力入世的觀念和戒殺的動機，一方面又蹙眉於沙門浮屠的勞民傷財。近代人物之擯擊佛教者，則無如胡適，他有時的立場，也好像是今之韓愈。外國作者則多強調佛教在中國分裂期間產生一種融合胡漢、貫通上下的力量。我們也可以引Arthur Wright作代表。

其實佛教是一個極廣泛的稱呼，也可以說是印度帶來的文化，滲透到中國的思想、文學、美術、建築、科技和民俗各方面的一個概稱。它一方面需要與中國固有的信仰不發生根本的沖突，才能兩者相折衷地互相融合。另一方面則是在這條件下，它也就無孔不入。就以雲崗和龍門石窟的佛像為證：我們驟看上去，從斷巖上造石窟，既沒有全盤的設計，今日又經過千多年來的風雨浸蝕，滿目荒涼，也就看不出美在什麽地方，直到閱及關於這些石窟的詳細紀錄，才知道有些石穴的來源其來有自。並且最大的佛像，耳長九尺，最小的高不逾寸，各處佛像數目都以萬計，不僅其塑像表現著印度和希臘的雕刻作風，有些石窟裏還有壁畫，其衣飾裝潢設計也都保存了社會史和經濟史上的真跡。龍門的一個石窟裏竟保存了當日所用的全部醫藥單方。所以這石窟既供美術展覽，也是通俗的博物館。要不是這石窟在荒野中替中國中世紀保存這一份文物，而將金碧輝煌的佛像置之通都大邑的話，恐怕也就像中國古代的建築一樣早經兵燹而蕩然無存了。

而針對這南北朝的時期上說，佛教不是一種帶強迫性的宗教，因之它才發生了一種廣泛的和普遍的功效。它沒有把雲崗龍門造成“聖地”，或被方丈國師所掌握，因之轉變而為一種政治上的勢力，所以縱有華夷之界倫理之爭等波折，它仍能夠長久的與中國固有文化共存。因為如此，我們也可以認為它是一種構成團結力量的因素。所以小民接受真言與凈土宗的儀式和念佛樂及往生的粗淺解釋與縉紳先生的欣賞於天台華嚴的悟觀與禪定，同為佛教。在這種條件下，佛教也可以算做已經發生了融合胡漢貫通上下的作用。

話再說回頭，中國之能重新統一，到底也仍與周秦漢以來一脈相傳的文化系統相銜接。我們不把它當作首屈一指的因素，並不是漠視它的存在。漢魏晉至宋齊梁陳之“禪讓”未曾中斷，而北朝之東魏與西魏，也同樣地“遜位”於北齊與北周。可見得一個正統的觀念始終沒有泯滅。中國人的入世觀念和樂觀與積極的思想，也是一種很雄厚的力量，它們並沒有因為長期分裂而全部淪亡。

我們通常一提到魏晉南北朝，腦內可能立即浮上一個“清談誤國”的印象。但是從領導淝水之戰的謝安看來，則清談並不一定誤國，也等於我們今日雖在天文學上了解五十億年之後，太陽上的燃料用完，最後太陽系統的生命必同歸於盡，因這了解又使我們產生一種不同的人生觀，但並不因此，就要放棄日常生活的興致與一切志趣與希望。西晉的“竹林七賢”，固然包括“不與世事，酣飲為常”的阮籍，但是也包括了大樹下打鐵的嵇康，更包括了“好興利”的王戎。可見得他們共同的達觀，並不就是消極。

並且有陰則有陽。時人尚“無”，晉朝則有裴顧作《崇有論》與之抗衡。他說：“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這幾句話已經說明沒有物質就沒有生命，沒有生命也不能創造邏輯。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物論哲學家之一。即在“六朝金粉”的建康，也有南齊的範縝作《神滅論》。他說：“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這比裴顧的唯物論又更進一步。這種議論於公元5世紀時提出，也是不同凡響。我們根據他們自己的理論和立場，也可以想象中國人要應付天候地理所賦予的難題，必須保存一種堅毅力量，這種共通的信心，也必在重新統一的過程中，發生過無可衡量的作用。也只從這堅毅的立場，我們才能領略韓愈和胡適對佛教反感之所由來。

南北朝有時也被一般作家寫成一段士氣消沉，人心不古的時代。宋前廢帝劉子業為姊山陰公主置面首三十人。齊東昏侯蕭寶卷鑿金為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同樣被斥為無道，也同樣被稱為這紛亂時期的代表。還沒有提及的則是他們都是二十歲不到的年輕人，生長深宮，事實上又無從發揮傳統帝王的功能，而兩人又相繼被弑後在歷史上擔待千古罪名。有正則必有反，這樣看來，他們既已永遠地稱為廢帝昏侯，可見得傳統道德觀念並沒有因為長期的政治分裂而全部淹沒，如果真的是士氣消沉人心不古，這一段歷史就不會如此寫來，這事實的背景則是漢代雖亡，過去多年來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獨一無二文教式的體系，足以支持一個以小自耕農作基礎的大帝國，一到客觀的環境許可，這樣一個大帝國可以重新擺布登場的時候，這文教上的體系用不著重新創設，也可以隨著彈冠而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