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拓跋氏

公元5世紀之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漢化運動，舉措奇特，為中外歷史所罕見。他於公元493年決意遷都洛陽，翌年頒詔施行。他又禁胡服，斷鮮卑語，若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者”，免官。他自己本姓拓跋，至此改姓為元。其他鮮卑慕容尉遲等姓氏，也一律改為單音漢姓。元宏生於公元467年，四歲登極。他從小由文明太皇太後撫養，所以做皇帝的前二十年，朝事也由她掌權，這位太皇太後，照頭銜看應當是老態龍鐘，而實際上她開始臨朝聽政時，似乎還未滿三十歲。她的家世可追溯到北燕馮家，也是“五胡十六國”期中漢人創立的朝廷之一。後來元宏的兩位皇後也是馮家女，他又以“絕同姓之娶”為名，令他的六位皇弟一體與他朝中漢人顯官聯婚，其配偶也由皇帝禦前指派，有如“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這半打皇弟以前所娶，則一律降為妾媵。

從長遠歷史觀點看來，這段史跡只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國活動的尾聲，公元220年秦漢之“第一帝國”崩潰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國”尚未興起時，這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再度統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階段內，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做主。可見得歷史的演進，有時令人莫測高深。只是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也不是當時人所能親身預測。還待千百年後，由我們把一些表面看來不相關的事跡前後連貫，才看得剴切。

漢亡之後369年，中國無法統一。當日人口總是由北向南，由西向東地移動，漢人的多數民族，不能與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數民族雖擅長騎兵戰術，卻無法越渡淮水及漢水等處的水澤地區。並且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為統一中國的表率。秦漢型的大帝國以官僚機構統治大量小自耕農，但分裂期間漢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領都自起爐灶，妨礙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稅的職權。加上各民族語言之不同，更造成了統一的障礙。

拓跋氏打破了這種僵局。他們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於人文條件簡單，可以從最基本的事業著手，並能以原始作風來解決問題，所以不期然地做了中國再統一的工具。

拓跋屬鮮卑種，他們在公元3世紀在今內蒙古移動。在世紀末葉開始在今和林格爾附近集結，當時既無文字，更談不上成文法律，也還沒有私人財產。他們在4世紀之初因晉大將軍劉琨之邀，參與中國的內戰，其部落即進駐山西北部長城以南一百裏的地帶。他們雖稱“控弦上馬二十余萬”，但全部人口看來也不逾百萬，甚且遠低於此數。

公元4世紀，是“五胡亂華”的最高潮，拓跋氏雖然投入，卻始終沒有取得主動地位，苻堅強盛時，他們尚“避於陰山之北”。直到苻堅淝水之戰不利，北方大聯盟瓦解，他們才重新露面。公元386年拓跋珪自稱代王，開始有了獨立國家模樣。當時他們的政策，是先在長城內外建造一個農業的基礎，其農民由被征服的民族強迫編成。這時候全部落經常與其他少數民族作戰，每次將對方人員馬匹牛羊一網打盡。對俘獲的部落酋領，即很殘酷的一律處死，如公元391年之破鐵弗（即匈奴與鮮卑之混合種）劉衛辰部“收衛辰子弟宗黨無少長五千余人，盡殺之”。對其他人則“各給耕牛，計口授田”。《魏書》食貨志稱，其有畿內之田，並於“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公元396年以平城（山西大同）為國都，拓跋氏又以征服者的姿態，“徙山東六州民及徙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余萬口，以實京師。”有的書本也作三十六“署”。如將大量人民區分為署，則有國家農奴的征象。這樣的征服和改造，至5世紀初期未止。如公元413年，破“越勤倍泥部落”，也“給農器，計口受田”。其他敘及“來降”及“內附”的前後不絕。《魏書》太祖紀及太宗紀提及這樣的事例三十一起，內中有戶口數的十三起，共為戶十一萬。可見得拓跋氏創立了一個新生的農業基地，以之為根柢。時間不成熟不問鼎中原，才能用這經濟力量做本錢，先鞏固北方。

如果前述被征服的人口曾一度為農奴，則從食貨志看來，426年後漸已取得小自耕農身份。迄至當日，“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是年這些帶著軍事性的監視人員全部裁撤，“一切罷之，以屬郡縣”。是為進入官僚管制階段的明證。

拓跋氏何時漢化，不容易找到一個固定的答案。從現存文字看來，他們起先得到的漢人顧問，是從降人及俘虜中提拔，而且僅倚靠他們天文占象的才能。以平城為國都之後，興建築，定律令，饗社稷，就一步引導另一步。以至置五經博士，設太學，也都不能避免了。其徙各地“守宰豪傑吏民”實京師，勢必又要借重他們的管理組織能力。只是北魏（424年才稱魏，歷史書中稱北魏，以避與曹操之魏重復）的農業社會由人工孵育而成，又好像在試驗管裏造化學液汁，各種因素也預有層次的投入，因之才保全了一個體制完整，不受私人力量壟斷的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