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

公元7世紀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國歷史上令人振奮的一段時期。630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長推戴為“天可汗”。當日高祖李淵已退位為太上皇，仍在淩煙閣置酒慶賀。上皇自彈琵琶，皇帝則當眾起舞，這種場面，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茲後唐軍又攻占西域諸國，使中國威勢達到蔥嶺以西，與波斯及印度接觸。在唐初只有高麗能對中國作堅強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終克平壤，置安東都督府。

並且唐朝武功之外，繼以文治。國都長安東西六英裏，南北五英裏。現代西安市的城緣，還只有其面積八分之一。而且整個城市按計劃興築，全城分為一百一十個方格，南北馳道竟有五百尺寬，無疑的在當日已經打破世界諸種紀錄。

因為各國朝貢使節眾多，各種服裝離奇，中書侍郎顏師古即於貞觀三年（公元629年）請以畫師作“王會圖”紀念盛況。茲後終唐之世，波斯來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是規模宏大。起先每次還只遣派三五百人，後來每次兩千人，除了正副使外，還有大批的留學生和“學問僧”。其中有些人員，在中國一住就幾十年。他們回國之後，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歷史中仍稱“律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則為“班田”。奈良和平安（現在的京都）則是照長安設計興建，只是範圍遠遠不如，而且還沒有依計劃完成。長安有朱雀門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馳道，也稱“朱雀大路”。鄧之誠根據《新唐書》、《舊唐書》的記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觸的“諸族”，共有四十八“國”。內中“朝貢”的二十九，“納土”的六，“歸附”者五，“和戰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問”的二，“來留學”者一，“和親”者一。這樣也可以表示勝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國歷史中，最屬“外向”（extrovertive）。並且初唐時，朝廷信心堅強，也能對各宗教一體扶植，不加阻撓。玄奘往印度取經歸，太宗親自詔見，並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資助他的翻譯工作。茲後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時來華翻譯經典的不下數十人。其他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祆教（Zoroastrainism）、摩尼教（Manicheism）也都在長安設有寺院，其教正長老，也由政府不分畛域，授以官位品職。L. Carrington Goodrich之《中國人民簡史》引一個現代學者的觀察稱：“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並且是一個有國際性格的都會，內中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韃靼人，西藏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處，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兇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然的對照。”

打開這局面的，當以太宗李世民一人的力量為多。或許因為他本身帶有少數民族血統之故，因此無論胡漢，他一視同仁。這作風對有唐一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李世民自己對侍臣說：“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則過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將特多，也經過趙翼的《陔余叢考》書內提及。

李世民十八歲慫恿父親李淵發難，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業，大部由他策劃。並且他自己作戰時身先士卒，弱冠時已經能指揮十萬人以上的部隊，擔任獨當一面的軍事政治工作。說他毫無差錯，未免過當，但是從各種資料看來，他籌算周密，並且自己經常在最危險的地方出現，例如以數騎在陣前與敵將答話，因之樹立了他個人的威望，能夠高度發揮他的領導力量。

7世紀初期是帝王將相樹立功業的黃金時代。“第二帝國”的粗胚胎，胡漢混血，以小自耕農作基礎的範疇業已創建就緒。即算楊隋將之濫用，從技術的角度看來其高壓政策仍在長期的歷史上有組織的功效。況且經過煬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廝殺，人心望治，有如魏征所說：“譬如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李世民在這時候勤於聽政，勇於就諫，是以徹底地運用了機緣，而達成歷史上的“貞觀之治”。據稱“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賫糧，取給於道路”，最為歷史家艷稱。西方的漢學家對中國的皇帝向來批評的多，但是對於唐太宗李世民，幾乎一致地恭維。公元628年，李世民出宮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儷”。633年縱獄囚應死者三百九十人歸家，命令他們秋後自來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詩，歌頌太宗德政：怨女三千出後宮，死囚四百來歸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