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第3/3頁）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死田舍翁！”後問為誰，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後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可見得太宗之受諫，不一定是以受諫為目的，而是表揚自己虛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門面。而魏征也說太宗“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也與這追逐名譽的動機有關。魏征也自知處境的危險，他曾對太宗說：“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因為忠臣沒有好結果，良臣則“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彼此共存共榮。

將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經病醫生（psychiatrist）的臥榻上，不是本書的目的，敘事過於瑣碎，尤與縱談“大歷史”的宗旨相違。只要有了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們知道唐朝之設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仍去三權分立之理想至遠。太宗仍是大權獨攬。而且下層機構不能構成選民區（constituency），皇權凝聚於上，中國亦五分權（separation of power）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時會，7世紀之初第二帝國之組成時，既有北魏以來之均田、租庸調、府兵，又有隋朝開設的南北運河和考試制度，上下都是草創，內外的威脅既除，皇帝的行動比較自由，太宗將他執行專制皇權時，稍微參酌眾議，因之其皇權比較合理化，對唐宋間保持其繼續開放繼續增長的趨勢，有真切的貢獻。但是他的作為，不能做機構上的固定（institutionlize）。

這些事跡也使我們了解以道德作執政標準的危險。這也不是說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只是人類性情復雜，道德名義後面的真相不可捉摸。民國初年的軍閥發通電時，無不以拯國救民為職志，其重點則是“我”為其拯救者，要是反對“我”，則是叛國殃民。也等於羅蘭夫人在法國革命時上斷頭台前給歷史留下一段見證：天下很多犯罪的事，都以自由名義行之。也等於五四運動時所要打倒的並非孔子，而系“孔家店”。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地承認性惡，反能造成政治體系的“制止與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使一個現代的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們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