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似道買公田

《宋史》“奸臣傳”一共四章，列舉奸臣十五人，又包括他們的子弟等七人，一共二十二人。內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確、章惇，也有慫恿徽宗揮霍的蔡京，和李綱為難的黃潛善和汪伯彥，置嶽飛於死地的秦檜，一意北伐的韓侂胄。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兼都督的賈似道殿後。我們今日重新檢閱他們的事跡，很難證實各人的“忠奸”，確如作史者之所論列。但是以上十五人為當時人及作史者認為是輿論之所不容，則是事實。而且將他們擺在一朝國史之後。顯然的已認為朝代之覆亡，應由這些奸臣負道義上的責任。

賈似道，“少落魄，為遊博，不事操行”，已具備了傳統壞人的典型。並且他的姊姊賈妃有寵於理宗趙昀，又是靠裙帶關系升官。後來就入相出將，成為了一代權臣。他個人愛聲色，年輕時常在西湖上張燈作宴，晚年尚起樓閣亭榭與諸妾鬥蟋蟀為戲。他在國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於1259年。當時他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份到漢陽指揮軍事。他密遣使向敵方以皇弟身份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應南宋皇帝稱臣納幣。忽必烈起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後來稱憲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國爭皇位，才倉皇許之。等到蒙古兵北撤，賈似道虛張大捷，回朝進少師，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稱帝建元中統，派人向南宋征歲幣，來使反被賈似道拘禁。茲後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求。

可是賈似道也真有粉飾太平的本領，於是又十多年。1264年度宗趙禥嗣位，這已經是一個三歲不到的小皇帝。賈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份上表出師。1275年的春天，元軍（1271年蒙古才稱元朝）已取得長江中遊，伯顏的大軍已向下遊進逼，賈似道自己的女婿範文虎也在安慶降元（此人後來率宋軍參加忽必烈之征日本），他還整備船艦向蕪湖進出，可是他向伯顏求和既被拒絕，江上大軍又不戰而潰，於是只好遁居揚州。這時候臨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臣下紛紛請誅殺賈似道謝罪，執政的謝太後才將他貶官為高州團練使。傳統政治裏的貶官逐放，常埋伏著獄禁之中暗殺的動機。本來寫賈似道傳記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結束。只因為賈似道是一個如此的奸臣，倒要寫出來私自將他處死的乃是志願械送他的縣尉鄭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忠，彼此為千古讀史者所傳誦。

替奸臣說公道話，不是本書的目的，即暴露傳統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們重新檢討歷史之主題的所在。我們提出賈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國財政史和經濟史裏一段重要的環節，不能為賈個人的行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從各種跡象看來，傳統中國的物質文明，至宋朝已達到極高峰。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作於北宋覆亡之前夕。從圖上看來，當日汴京商業發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戶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築舟車橋梁較之20世紀之中國任何內地的都會，並無遜色。即以船舶之來往，貨物之上卸，各種匠鋪之作業情形，至少也可能與當日西歐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個半世紀之後馬哥孛羅在南宋覆亡之後三十二年內抵達當日之臨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稱為“行在”，馬哥孛羅則譯為Quinsai）。他曾說：“毫無疑問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優美和最高貴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寬敞，有運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溝渠排水，已經給這威尼斯（也是當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觀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贊不離口的則是中國的富庶表現於數量之龐大。不僅都會裏市廛櫛比，而且鄉間裏也有無數的市鎮，為歐洲所無。

馬哥孛羅的敘述，有煽動性，一般讀者懷疑他的浮誇。可是最近法國學者Jacques Gemet將他的回憶和同時的中國文獻如《都城紀勝》、《夢粱錄》和《武林舊事》比較，又發覺其中很多細節，可以彼此印證。他整理後，所綴成的13世紀杭州，確是生動活躍、富麗繁華。迄至今朝我們還能查悉當日通衢街道橋梁的名稱，和巷弄裏發售最優等紙扇的店鋪之所在。杭州的人口，由12世紀初年不到二十萬逐漸增加，突破百萬大關。而當日歐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數萬，已經不得了。所以Gemet發問：當日中國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進的國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六千萬，占地有今日法國面積之四倍，文化已到達最光輝的階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會在歷史上表現一種劇烈的挫折？

而其實Adam 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二百年。他作書時也去馬哥孛羅贊羨中國時約五百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國雖然在500年前出人頭地，茲後就無從繼續其優勢。Smith並沒有講出當中的原因，只是他已經指出中國的法制，必有阻礙人民繼續增加財富的症結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