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似道買公田（第2/3頁）

我們今日提出賈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這症結由於傳統中國的官僚制度，著重於掌握大量的農民，缺乏現代組織與技術的能力，尤缺乏適當的意識形態去主持商業化的財政。上述兩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漸提及。南宋末年，財政與稅收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不僅杭州市內的繁榮於國事無補，即長江三角洲裏的農業財富也無法動員。賈似道之犯眾怒，並不是單獨的由於他合計敵情錯誤，也不是因為他驕奢淫逸，而大部是由於他在理宗趙昀的最後兩年，倡議“買公田”，等於沒收一部分富人的資產去充軍食。並且又由他主持發行最後一次的信用貨幣，引起物價再度上漲。《宋史》“奸臣傳”說到最後與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鑰向臨朝稱制的謝太後責他應死，稱：“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見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門戶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這事態之背景，我們又要從康王趙構南渡做皇帝說起。

趙構之成為日後的高宗，初時並沒有法制或公意的支持。他原應到金軍裏去為人質，只因父兄被擄，才自立為帝。除了哲宗遺孀所謂元祐皇後孟氏的承認外，他的帝業並沒有任何合法的根據，在南方也沒有權臣擁戴。他手下人既主戰主和不定，他自己也無錢無兵，這也可以認為是宋朝過度中央集權的後果。所以他剛從揚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擔任宮衛警戒的軍官叛變，逼他退位，而立他剛一歲多的小兒子為帝。等到韓世忠勤王，他才能復辟。並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覓海舟逃命，直到公元1135年在臨安建太廟，才算替南宋立都。當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劇盜的手裏，高宗的軍隊大都由這些部隊改編，當時戡亂及求和擾攘約十余年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沒有一個機會將財政稅收重新組織得合理化。

《宋史》“食貨志”內中提出的“經制錢”、“總制錢”、“月樁錢”和“板帳錢”為歷史教科書前後提及。其實這只代表朝代草創時籌款的辦法。一般從既有的稅額，增派附加。初時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後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征收官廳辦事的手續費，與贓罰並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駐軍提出定期的供應，“每月樁發”。這些名目給南宋政府一個立足的機會，卻不是財政史內重點之所在。至李心傳作《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時候，已是13世紀，也是南宋的末葉。他還提及北宋初年，東南只向汴京每年供應二百萬緡。到他的時候，四川不計，東南的經制錢和總制錢已共達一千四百四十萬。可是他沒有指出的則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出賣公地，以後則靠印行紙幣，及向民間強買物資（和糴）維持，迄至最後，一千萬緡只能買米一萬多石，而政府也無從以稅收及專利於鹽酒礬茶平衡其開支。

南宋的紙幣已經全漢升詳細研究。即以會子（尚有川引、湖會和淮交分別行使於其他地區）而言，大概從高宗後一百年（公元1163—1263年）流通量增加32.5倍。但是會子原應三年一“界”，屆期以舊幣換新幣，其中有以二換一和以五換一的情事，所以其貶值也應當積累的計算。可是有時政府也出賣金銀使法幣回籠，有時又新舊兩界同時使用，所以其法定價值亦無法計算。從全氏提供的資料看來，則在南宋初年米一石值三緡為常情，一百年之後有提到三百四十緡，七百緡及一千緡一石的文字，其貨幣貶值已超過三百倍。我們今日經過貨幣惡性膨脹的經驗之人士或者不會對這情況認為是了不得，但是在中世紀市場狹小，交通壅塞的條件下，則已是一個極端的威脅。米一石要值錢一百萬，就足夠駭人聽聞。況且貨幣貶值，等於變相加稅，其負擔常轉嫁於貧民。政府既捉襟見肘，對應支付的項目也只有克扣。全漢升就指出一個例子：1235年有一個朝官辭督視軍馬的差遣，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貨幣貶值，軍費短絀，因之督視與不督視，其情形已不言而喻。《宋史》“兵志”裏提到募兵，又有這樣的一段：“所司莫能體上意，執民為兵，或甘言誑誘，或詐言賈舟，候負販者群至輒載之去；或購航船人，全船疾趨所隸；或令軍婦冶容誘於路，盡涅刺之。由是野無耕人，途無商旅，往往聚丁壯數十，而後敢入市。”這段文字作於朝代覆亡之前夕，作者還說“官降錢甚優厚”，讀者可以根據前後情形推斷通貨膨脹的一般後果。

賈似道買田的方案行於1263年，去高宗退位為太上皇整一百年，距元軍入臨安也還有十三年。買田的地區限於平江（蘇州）到嘉興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間長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區。所買的田地為每戶二百畝之外的三分之一（即八百畝須賣官二百畝，一千四百畝須賣四百畝）。付價根據一個復雜的公式以紙幣雜以金銀僧道度牒（可免稅也可轉賣）及告身（榮譽頭銜的文憑）。買田的目的則是免除以後之造楮（即紙幣）與和糴，預計所收租已能解決當日的財政問題。賈似道以他自己家產一萬畝先倡。其執行的成果，經過無數的抨議。今日只有周密所著的《齊東野語》內載的一段，使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計劃以一段極短的時間施行（半年之後即已買進三百五十萬畝）。技術上最大的困難，尚不只於買田，而是買得這些田土之後，官僚機構無確切的辦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賈似道倒台，各方已有退還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議就將官田賞與佃農而向他們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