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壘浮雲 書於《地北天南敘古今》卷首（第2/4頁）

恐怕刻下不少的讀者還沒有想到，今日之中國不論是在大陸或是在台灣，也是由重新創造而產生。彼此得自滿清的都很少。不僅在法律、軍制、財政、稅收以及思想信仰各方面都與前朝缺乏聯系性；又縱算在社會價值（social value）的一方面保存了一些昔日情調，這樣的價值至今已只能作為私人操守之南針，已不復為組織國家與社會之綱領。如果本世紀的初年中國還是一個“開祠堂門打屁股”的社會，迄至世紀之末已是“十年之後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的社會。這也就是說，以前全靠宗族鄰裏鄉紳保甲以傳統道德保障治安，今日之中國則已進入一個帶高度競爭性的世界裏，以國民經濟的活力為衡量國運盛衰的尺度。以當中幾十年內變化之大則可以想見改革過程中動亂程度之深。

在最近十余年內，我已經在各處用中英文發表，以上的改革大致可以分為三段。國民黨與蔣介石因著抗戰替中國創立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中共和毛澤東則因借著土地革命翻轉了大陸農村的低層機構。於今鄧小平等人則因著經濟改革，有重新敷設上下間法制性的聯系之趨向。要是其間功績不歸於各個人，至少要歸於他們所領導的群眾運動。其所以如此，也還是當中有一個中國人公共意志在。

在提出這種說法時，我當然知道我沒有實切的證據為憑藉。即以上諸人尚且未曾以上述的行動作為他們自己一生事業之總匯。那我豈不是替人作義務宣傳而冒犯著一個平白招討沒趣的可能？

說到這裏我又不得不申明：現代歷史家的主要任務，已不是“褒貶”。除了一些考據的工作之外，也不必引用證據。最重要的，他應能將已經發生的事跡，面對著現狀，解釋得兩頭合理化。如果他有了充分之理由，即應當爭取主動。因為刻下之目的，不在替任何人爭取歷史上的地位，而是使下一代的人士明了他們自己的立足點。

上述的三段改革在中國歷史裏尚乏成例，在歐洲初期的現代史裏卻有不少類似的事跡，此間已不及一一敘及。總之則我多年的著作大都與這主題有關，當中一定有局部的錯誤，也容以後發現更正。這一體系之理論能夠與讀者見面則是每一冊書內都能保持其前後之聯系，各書間也能保持彼此之聯系。換言之，我的“證據”即是在某種範圍之內古今中外的事跡都可以窮極其因果關系，解釋得合理化，也與刻下所述的改革銜接。計有：

⊙《萬歷十五年》，這是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的一剖面，雖說所敘的為晚期，當中組織結構之綱領，一直可以引用到上述改革之前夕。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將中國歷史發展的重點從春秋戰國敘至明朝的登場，可是也仍引用現今改革後之立場作基點回溯前去。所以在“開場白”裏提及今日中國已是“雨過天晴”，“完成了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條件”，中國歷史“正式與西洋文化匯合”。各篇曾在《中國時報》刊載。

⊙《資本主義與21世紀》，分述歷史上其他國家作類似改革的程序，已在《歷史月刊》連載，單行本籌備已久，希望最近出版。

⊙《放寬歷史的視界》，大致以論文的方式從明清敘述到現今改革之前後。

⊙《中國的大歷史》，將以上各書內容按時間的順序綜合。也加強了明清及民國初年的敘事部分，希望能接近初學者，已由《歷史月刊》及《民生報》連載。單行本預計明年成書。

⊙以上《萬歷十五年》已有英、法、德、日文本和大陸出的簡體文字。《大歷史》已出英文本，日文本正籌備中，《放寬視界》之一部已曾英譯在美國期刊上發表。《赫遜河畔》希望不久可以出大陸版本。

本書也可以說是在正式論文之外提供了參考的線索。我認為讀者需要了解中國在20世紀的長期革命時，不要忽視17世紀英國之經歷的參考價值。這一點已由《怎樣讀歷史》說明。即《克倫威爾》和《霍布斯》各篇也針對著當日英國發生的問題，在實踐上和理論上提出了可供參考之處。

書中的《重遊劍橋》、《英倫鴻爪》和《母後伊莉莎白》原系應《中時晚報》時代副刊的邀約而作，注重旅途情形，可是現在看來，也仍離不開一個教學歷史的人所留下來的觀感。我和內子因往英國的次數較為頻繁，逗留也較久，更因著語言的方便，就有了一段稍微深刻的觀察之機會，歷來也欽慕這國家苦心孤詣地一意維持傳統之性格。可是以最近的情形看來，此邦已愈像美國，倫敦也越像紐約。究其原因也仍是經濟發展之所致。因之也回憶到1973年劍橋的人士辯論英國應否加入EEC（歐洲共同市場）時鄰居人士抗議著：“英國要給歐洲大陸吞並去了！”（England will be swallowed up by Europe！）實際上現代經濟愈展開，每個國家之獨特形貌及作風必受國際間接觸的關系而沖散減低，影響所及甚至以前之優雅恬靜和社會上合法守禮的態度也可能隨著而減退。這也可以看作過去英國人士堅持“光榮孤立”之一主因。反面看來，以前有這些優美的成分在，大體上也只有社會上一部分之人士才能欣賞，此因其帶服務性質之事業尚未大規模的普及化，這樣的事業只專重於質量而不及在數量上全面擴充之故。即此也可以想見其優美之代價大部由低層階級單獨的付出。更推而廣之，中國近幾十年來，過去有“文化大革命”，近日又有“防治精神汙染”的運動，又何嘗不與類似的矛盾有關，只是提倡的人愈將實際的問題解釋得抽象化，愈受意識形態的支配，愈走極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