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壘浮雲 書於《地北天南敘古今》卷首（第3/4頁）

我們旅行於其他的國家也不自覺的在有些地方沾染著某些高級市民的觀感（因為旅行時總是受人服侍），同時又感到通貨膨脹的壓迫。平心靜氣的想來，則領悟到現代經濟之展開具有孟子所說“獨樂樂不若與眾”的邏輯在，總之即是無可抵擋。至此《英倫鴻爪》一篇也可以與書中《摩天樓下的芻議》同時看去。過了時的社會價值不復成為構成國家與社會的綱領，前已言之。可是我們也還是希望人類精神上和倫理上共通的長處仍能保留，作為一般人處身立世的南針。因為所說已逾越於歷史的範圍，故曰“芻議”。

普通我們對著歷時已久，與個人的人身關系較稀之事物容易作斬釘截鐵的論斷，有時甚至可以在三言兩語之間說得義無反顧。及至提及與我人實際接觸的事物，則不容易於是的處置，有時即在下結論之際亦免不了一再躊躇。在這些地方雖長期學歷史的人不能避免。既知道自己有些弱點，則只有心存警惕。寫輕松而無一定格式的文章則有一種好處，可以使作者和讀者同時理會到思潮的線索與矛盾之所在。可是我發表這樣的文字，當然不是暴露我自己的信念不深，勸說讀者對我所說不要過度認真。而是與讀者共勉，接受歷史之仲裁。因為我有了一段從中國社會裏實地體驗以後又在外徹底思索比較的機會，深切地感覺到歷史上的長期之合理性不僅不能因個人情緒上的反應而取決，多時尚超過小範圍內我們自以為引用理智所作的判斷。《為什麽威尼斯？》從長沙車站牽扯到緬甸叢林，又從威尼斯河上的紅綠燈提及裏昂教學的明燭，也是貫徹我歷來的宗旨，將眼光放寬放大。有了大範圍、長時間、遠視界的歷史眼光之後才敢說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容再構成一種特權階級。《從綠眼睛的女人說起》也保持類似的觀點，其重點則在指出歷史上西方人士所提出之“自由”與“個人主義”有了很大的差別。

我認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現代化，無一不企圖用商業管制的方法代替過去以農業作主的管制方式。這樣的法制能夠付諸實施要在所有的經濟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換，一經施行，則以私人資本為主體並且盡量保障其牟利的體制為資本主義，在內中滲入公眾的資本，也借社會之福利之名目限制私人財產的體制則為社會主義，兩者只有相對的不同，無實質上基本的差別。至於完全不承認私人財產的權利，雖稱為共產主義，只有“原始共產主義”、“烏托邦共產主義”和“戰時共產主義”三種實用上的形式。第一種見於初民社會，第二種由私人團體組織，卻始終沒有一個長久存在的例子。第三種形式見於蘇聯及中國大陸，現在看來，也只是非常期間經濟動員的一種辦法，不能長遠的立足，否則不會引用今日的經濟改革。

在我研究各國進入現代化的過程中，通常以其能進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局面為轉捩點。一般的在達到這局面之前，需經歷到大規模的變亂與暴動，可是也有極少數的例外。1990年我們參加李約瑟研究所的第六屆中國科技史會議後，去挪威、瑞典、丹麥巡行一周。書中也有兩篇文字，記述在斯堪的那維亞半島所見之外，涉及這三國的歷史。這三個國家能避免上述大規模的變亂與暴動，由於她們能夠向外大批移民，也能夠在開發她們的資源時與外間各國的經濟配合，如丹麥之全面以畜牧業代替耕種，挪威之開發水電，瑞典之利用木材與鐵砂都發生了決定性的功效，至此也使我們更感到地緣政治的重要。至於斯堪的那維亞國家能如是，何以中東的國家有原油則不能如是，當中也值得考慮。又這兩篇文字成稿之後，挪威極受人民愛戴的國王奧拉夫第五已逝世，王位由太子繼承，瑞典放棄了不參加國際組織之宗旨，申請有限度地加入歐洲共同市場。

書中敘人物的兩篇《薩達姆》和《沙卡洛夫》可算與現代政局接近，一方面也由於我仍在不斷探試將中國長期革命的史跡歸納為世界歷史之一部的後果。既提及世界史，則不能只以西歐美國和日本的圈度為限。我希望讀者和我保存一段共識：彼此都相信今後很多待開發的國家之去就，仍有左右我人對中國現代史所作結論之可能。這樣的可能性對歷史學家賦予相當之壓力，一方面強迫他們擴大視眼，立即倉皇對付在本人專長之外準備得不充分的問題，一方面又覺得無可推諉。要是我們所講所說，對當前世界上發生的大問題毫不相關，則要它何用？此中矛盾，已在最近《歷史月刊》（1991年8月號）所作《從拉吉夫·甘地被刺說起》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