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壘浮雲 書於《地北天南敘古今》卷首（第4/4頁）

不過全書內一大部分，則是一方面參考已刊印之文字，一方面引用我個人人身經驗，說明中國利用抗戰而構成新體制的高層機構之情形。舉凡《成都軍校生活的回憶》、《憶田漢》、《張學良、孫立人和大歷史》、《闕漢騫和他的部下》、《白修德》各篇都有對這題目發揮之成分。其重點則是“無中生有”。當日國軍之軍令、軍政、軍訓、軍需、軍法全非舊式農業社會所能支持，當中種種捉襟見肘的情形，半世紀之前尚且不能公開道說，只是置身重慶、成都、西安、柳州、桂林、貴州和昆明的人士應當有切身的了解。今日這最基本的史實，也不容我們屬於左派或右派或前進或頑固可能傾倒或遮蓋。當時很多人對國軍的批判，大體忽視歷史上之背景。刻下將這些詳情公布，其目的尚不是掩過飾非。只因為中國近代史裏的積極性不予以表彰，所寫出的“歷史”只有一片呻吟嗟怨滿紙謾罵，其實這並非歷史，而系作者本人對歷史狹隘之反應。

《闕漢騫和他的部下》有替我自己矜誇的嫌疑。“舊業已隨征戰盡”的大標題下重印了四篇四十七年前的舊作，也難能避免批評。然則我既已早就說明我的歷史觀與個人的人身經驗互為出入，中國歷來的群眾運動尚待將其積極性表彰，我就想不出有何理由，有將自己年輕時參加這種群眾運動之詳細情形隱瞞的必要。何況文中還提到不少我所景慕的中下級軍官。在這卷首即介入緬甸戰場之所見，則是樹立本書風格，使讀者體會我所說實踐的意義，了解我研究歷史時注重社會下層所產生決定性的力量之由來。雖說這幾篇文字稚氣在所不免，現在也不予更動，除了部隊番號已據實提出之外，其他全部復制如當日之刊載。

至於我有機會寫這樣的文字，則因1944年駐印軍反攻緬甸時，我和另一位上尉參謀朱景熊（亦即《8月14日》中的“小朱”，現在台北）同任前線觀察員，多時隨第一線部隊出入前方，每日以副總指揮鄭洞國將軍的名義以密碼向重慶統帥部提出報告。《拉班追擊戰》是我任務之開始。前線觀察員行動自由，不受部隊長約束。朱景熊和我的報告，也無人檢閱，徑送電台，但具副本向駐雷多的副總司令備案。只是我們成為了高級將領的耳目，必須實踐的對報告負責。也真料不到這一年多的工作，構成了我幾十年後作歷史從業員一種極嚴謹的訓練。

當然的，戰場上的艱苦與殘酷不盡如這幾篇能在戰時大眾刊物發表的輕松。我曾在八莫附近看到一個陣亡的日兵，還如生前一樣的坐在機關槍掩體之後，面上卻黑黝著的蓋滿了蒼蠅。我曾在孟拱河畔看到被火焰放射器燒透過的陣地。還有幾具直立在戰壕內的屍體雖然臉上已燒得一團紅黑，卻仍因著眼眶與下頦留下的痕跡顯示著最後一分鐘籲天的情景。我也曾爬上被敵人四七平射炮射穿的戰車，也真想不到，彈速如是之大，它們在一英寸半的裝甲上所戳洞，竟像截洞機在紙上所截圓洞的完整，圓周全部光滑，內外的邊緣也毫無殘留多余的鋼鐵和裂痕。我不禁以手指循著一個圓洞的內壁旋轉，想像著當時官兵油煎火化的光景，和裝甲兵稱他們的戰車為“鐵棺材”之由來。不過這已與主題越說越遠。除了在《為什麽威尼斯？》流露了一些個人的情緒之外，這一切只能留在其他的地方發表了（假使還有此需要的話）。

闕德基先生所作《也談“猛將闕漢騫”》以傳統傳記手法寫出，和《闕漢騫和他的部下》著眼於當日軍令、軍訓、軍需都未上軌道時各人掙紮的情形不同，但是兩人能互相印證，也更正作者若幹錯誤，茲征得闕先生同意附載並列，謹此向闕先生致謝。

最後我感謝各刊物的編輯先生小姐們，也珍重的體念到他們和她們讓我抽出各篇出專集的好意。

1991年8月30日於紐普茲

10月16日校排後補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