闕漢騫和他的部下（第3/8頁）

可是迎頭就遇到他的一盆冷水。

“分一匹驢子給你們？天老爺，那他如何會肯？”

原來所有的驢子，全系在村莊裏征發而來，也經過當地保長甲長的指派，必要時還是由我們同志老大哥派遣槍兵到場威逼，好容易聚到二十八匹，剛好應付所要運送的鹽巴和食米。他們官兵的行李，則只有每人一張毛毯或一張油布，已鋪蓋在待運鹽巴之上，當作防雨之用。被征的農戶，也派上六七個人和這馱馬隊同行，以照顧自己及鄰舍的驢子，還負責回途的各歸原主。我們也不知道他們費了多少時日，才組成如是的一個隊伍。這時候要他們抽讓一匹驢子給我們用，不待明言，也自知不近情理、不合分寸了。

於是擺在眼前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是將行李展開，折肩扛擺在自己身上。我們雖然在軍校受過全副武裝行軍的訓練，只是看到滇南山地，不能自信仍然可以在此間同樣的施展如此之伎倆。另外的辦法則是將所有行李一並拋棄，徒手而行。可是弄到自身孑無一物，也令人踟躕，首先就不能想象今夜如何得以成眠。

正在仿徨不知所措之際，給我們潑冷水的軍士突然來臨，他告訴我們李排長已替我們找到了一匹驢子，他要我們趕快到村前茶館去，他們的馱隊快要出發了。

我們看到這驢子的時候，也不知心頭是何滋味，是驚喜，是失望，還是詫異？第一，這驢子的背脊，還不及我們腰部之高。第二，當我們把行李擺在驢背上的時候，它能否有力馱載其重量不說，起先它的四只腳就好像不能平衡，一直要掙紮兩三步才能站得平穩，它沒有當場倒下去也是萬幸了。第三，這匹驢子不由其他農夫看顧，趕驢的不止一人，而是一個老頭子和一個小孩子，他們也不照顧其他的牲口。

以後想來，這驢子可能尚未成年，平時只在村裏近距離擔載輕物。趕驢的人好像祖孫二人。他們家裏還有什麽人，我們無法猜及，多年之後，這問題尚在我憶臆之中。只是很顯明的，他們不應當被征派而被強迫拖來。本來運鹽的李排長也可以打發他們回去。不巧適值三個軍官候補生要到師部報到，因此這祖孫二人和他們四肢像牙簽的牲口，也只好勉為其難和著我們一同為抗戰服務了。

剛一上道，我們五個人和一匹駒驢就開始落伍，這老頭子也不斷地嘆氣。起先我們還從山底看到馱運隊在山腹的樹林裏或隱或顯，後來整個行程之中就只有我們這一小隊，單獨在後蠕蠕而行。有時行程進入一段溪流之中，整個道路就不見了。各人只好涉足於河床之內步行好幾百尺，也不知在什麽地方可以重新接上對岸的道路。我們幾次三番尋找之余，才發覺灌木叢中帶有鹽花的痕跡，必是馱運隊經行之處。如是支吾到天黑，才在一個山頂上找到了馱馬隊的宿營地，乃是一所廟宇。吃過飯後我們埋頭就睡，到第二天早上醒來，才發覺趕驢的老頭子和小孩子已在半夜時分帶著他們的驢子逃走了。

因為木馱鞍和鋪在驢背上的氈席貼近我們蜷曲著張鋪蓋睡覺的地方，老頭子怕驚醒我們，就索性放棄不要了。

“這該死的老頭子！”

“真是混賬王八蛋，該死的家夥！”

我們只想到這奸詐的老頭子和小孩子欺騙我們，讓我們在叢山之中失去了交通工具，上下不得。沒有顧及我們強拖著他們倚之為生的牲口，不管死活，一行就是八九十裏。當時我怒氣沖天，就伸手將那木馱鞍拿來使盡全力地甩到山底下去。1986年底我在台北舉行的漢學會議和1987年9月在哈爾濱舉行的明史會議都曾提及當日從軍的經驗，半似乞丐也半像土匪，仍和這段經驗有關。

話歸當日，也算李排長恩鴻量大，他讓我們把行李分攤加放在三匹運鹽的驢背上。要不是如此處置，我們狼狽的情形，尚不可想象。如果我們還妄想自扛行李爬山，則只要半天時分，就可以領悟其為妄想而用不著再存此念頭了。

當我們在早上準備開始一日行程之際，我們的領路人就指著對面的一座山頂，說是當晚宿營地。這怎麽可能？我們私下忖量。從水平的視界看去，那鄰村好像就在目前。要是窮目力之所及，似乎村中的竹籬雞犬都可以了然可指。似乎一日之行程不應當如是之短促。

殊不知立體的地形與水平線上的窺視，其中有了很大的區別。起先我們下山又上山，還不過揭開了一日行程之序幕，及至半上午的時分，已到達了當中一座分水線上的山頂，下面低處，似有一道河流，也可能是一線溪水。上面有一座白色橋梁，只不過半截火柴模樣，也可能是一座獨木橋。再走下去，聽到該處有一種沖刷著的聲音，也不過是潺潺溪水的派頭。只是越向下走，其低處愈深，我們好像走向一個無底洞。大概下午一點半鐘時分，到達最低處。原來當初看來好像火柴的橋梁，竟是一座花崗石砌成的大石橋。起先聽來似為悅耳的聲音，此刻是怒潮澎湃，聲如洪鐘，無乃一派狂濤被河床上大石塊阻擋所激發。假使我們是閑情逸致的旅行遊客，大可以在此欣賞景色，拍攝紀念照片，可是想到至此還不及全日行程之半，而下半天行程尚要上坡，至此不免心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