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敘瑞典（第3/8頁）

但是讀者至此也不免發問：這些故事誠然不乏興趣，卻不知與我有何相幹？我們今日亟待對現代政局的演變有最基本的了解，因之才參閱到各國歷史。難道提及瑞典不已，又還要詳至其帝裔世系？

我的解說如次：這些情節已不僅是瑞典歷史，也是現代歐洲歷史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影響所及，也仍與現在的世界大局有關。

歐洲各國從中世紀發展到近代，在馬克思看來無非由“封建社會”進入到“資本家時代”，這樣的解釋，並非整個地不正確，只是失之過簡，容易被利用作為階級鬥爭的憑藉。我們也不能說階級鬥爭全未在歷史上發生，只是認為階級鬥爭是推進歷史的首要工具，則與事實不符。在重新檢討各國衍化的程序時，我們最好看清它們都有從“朝代國家”（dynastic state）進展到“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的趨勢。前者以人身政治為主宰，只要因著臣屬關系和家庭關系能使上令下達，則縱是疆域領土畸零分割，人民屬於不同的民族，操不同的語言，亦無所不可，以後交通通信進步，人口增多，產業發達，一個國家之能在行政上有效率，端在其疆域方正完整，人民在人種上或語言上和諧一致，文化上具有向心力，於是才有後者的擡頭。

可是在歷史上講，這樣的改組不出於一種自覺的運動，而是很多國家，因著各種不同的原因，經過一段變亂，在長期間內將這轉變構成事實。只有從歷史的後端看來，我們才能看清這種運動，首先多以宗教的名義發難，以後則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影響越來越濃厚。最近兩個多世紀以來，更有加強經濟組織的需要，於是以前朝代國家以農業社會習慣作管制之南針，至是才有民族國家以商業習慣和效率作為治國之基礎。馬克思徹底大規模地簡化歷史，才稱之為封建社會轉變而為資本家時代。在《共產黨宣言》裏他用了短短的一段，概括了牽動了全歐洲跨越數個世紀的一種運動。其重點在指出封建領土與農奴間的利害沖突終導引到市民階級之擡頭。

以上三個瑞典國王的事跡也替這段歷史提出見證，即是我們將當中的曲折一再減略，仍可以看出事實之發展不能算是與階級鬥爭互為表裏，而只有地緣政治的重要才至為明顯。

這故事既有社會環境之縱深，也有國際舞台之復雜。其開始即是歐洲自中世紀告終以來，今日之德國（包括東德和西德）尚保持封建社會之體制，全境分為約三百個單位，內中大公國、侯國及主教區和自由城市總數都約略相等，不僅各單位的面積大小懸殊，而且當中尚有飛地而互相阻隔之情事，在中國歷史中只有魏晉南北朝一段差可比擬。本來馬丁·路德之提倡宗教改革，既有人本主義之精神，也有國家主義的趨向。他在與教皇沖突時，即呼籲日耳曼民族的王子郡主為支援。各王子也多樂於新教，尤以北方的王國為甚。他們已有海外貿易之利潤，也承望因之脫離教廷之束縛和財政上的索取。奧地利之王室，則把占了神聖羅馬皇帝的地位，以“衛道者”自居，在維持天主教的正統之名義下，希圖將僅有名義之領主地位增強，構成一個實際控握廣土地區之威權。

維也納之企圖加強管制，也和巴黎發生沖突，法國眼見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意大利、荷蘭、比利時都轄有土地，再加強德境之統治，不免感到三面包圍。只是在16世紀的後期各種沖突途倪紛紜，都未達到有決定性之後果。

17世紀初期展開之三十年戰爭，牽連了很多國家，也可以視作前世紀未了之各種變故之繼續，最初也由宗教問題而起，也因各國彼此毗鄰，不免在利害關系之間猜忌嫉妒，才牽一發而動全身。只是戰事愈近後期，新型國家間的沖突愈為明顯。宗教問題被置於腦後。法蘭西雖奉天主教，為著不願奧地利勢力之膨脹，首先津貼瑞典，以後更出兵支持。丹麥初為新教之領導力量，眼見瑞典軍事上之成功，卻又不甘坐看強鄰壓境，於是反戈與之兵戎相見。戰事在1648年結束時，法國與瑞典同為戰勝國。因之戈斯塔勿司·亞多爾夫司今日之銅像，尚在斯德哥爾摩歌劇院之前，他雖不能親身體驗得到，他的功業，已代表著瑞典實力膨脹之最高潮。這國家除了擁有芬蘭，占領了今日之列寧格勒和最近向蘇聯提出獨立要求的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小國之二以外，又控制了今日之東德、西德與波蘭的海岸據點，尚且囊括了自丹麥以東海內的全數島嶼。此時稱波羅的海為瑞典之內湖，實不為過。

一個世紀之後，又有奇人查理十二之出現。只是他卻成了一個悲劇的英雄。他的戰敗和最後以身殞，雖然值得讀史者的同情，可是於國運無補。因之也有人認為他好勇而無長久的計謀。更有不少的瑞典人認為祖先遺留下的大帝國不能保留，以至今日瑞典除本土外，在歐洲大陸無尺寸土也應當由他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