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告別青澀歲月

李鴻章於元年三月至上海，隨即一面操練新軍，一面規劃大計。六月，親赴泖湖、澱山湖前線實地考察後，遂大舉向西進攻，一年多時間，連克青浦、嘉定、常熟、太倉、昆山、江陰等城。二年七月，程學啟會同戈登常勝軍，進逼到蘇州城下。

蘇州本就是一座堅城，三年來，經李秀成、譚紹光精心布防，更覺堅不可摧：

“太湖之水，由胥口、鲇魚口流入蘇州胥、盤兩門，外繞至婁門、齊門，大河如帶，橫豎三四道，環繞城垣。該逆憑河築長城，周圍十幾裏，槍眼炮台，層層密布。長城內，石壘土營數十座，南自盤門、北至婁門，聯絡扼紮。墻內多穴地為屋，堆土覆板於其上，以避開花炮，布置極為嚴整”；

淮軍攻城，和湘軍區別甚大。湘軍曾、胡、左諸人最怕“老師堅城”，指示將領機宜時，時刻叮囑的就是圍而莫打。因為，挖地道、搭雲梯等等戰法，除了造成己方大量傷亡，並不能對守軍造成致命打擊，遑論攻克。城垣高大，外繞護河的堅城，除了巨型炸炮，別無他法可破。湘軍只有一件叫劈山炮的軍火，用於守營、野戰，效果固然不錯；用於攻城，則最多在墻上打凹幾個彈坑而已，可以稱之為浮雕藝術，絕不敢大言攻城。故九江、安慶之克，都是圍上一年多，城內彈盡糧絕，方才大舉進攻；從未有兵臨城下，不及數月，遽行攻打之事。淮軍則否。圍城前做好清場工作（即篇首所謂“外圍”），是一般軍事原則，淮軍固如湘軍一樣遵守；但是，圍定之後，淮軍即行猛攻，未有如湘軍候敵自潰者。原因何在？擁有開花大炮之故也。攻蘇州要帶上戈登率領的常勝軍，主要原因就是能借助其炮火“轟坍”城墻，然後“梯而登之”，甚至“躍而入之”。擁有此等利器，淮軍攻城，當然比湘軍快捷得多。

然而，如上引文所示，蘇州城的防禦，外有護城河、石壘、長城，開花炮距離過遠，不能直接轟擊城墻，只有破除障礙後，方能直逼城根，架炮開打。而要破除障礙，光有陸軍還不行。因為李秀成慣於以攻為守、反客為主，時不時就能從水路派出奇兵來抄圍軍的後路；不解決這個後顧之憂，陸軍一味進攻外城，時不時就會遭遇腹背受敵的滅頂之災。所以需要水師協助，封鎖蘇州周遭如西塘、蘆墟、陽澄湖、九裏湖、黃天蕩等十幾處水域，杜絕李秀成派出奇兵的可能性。水域既廣，汛地又多，勢必需要大量水師營哨；李鴻章入蘇後，先已攜帶淮揚水師同行，後逢太湖水師前來接防，此時恰能派上用場。故引文所述蘇州城外的石壘、土墻，經水、陸合攻，在十月間一舉攻破，淮軍、常勝軍方能“徑抵城下，逼城轟打”，而駐蘇太平軍見外圍屏障盡失，全城俱在開花大炮射程之內，不免“膽寒”，遂有“乞為內應”之舉。由此可見，水師於蘇州之役，作用巨大。

但是，這兩路水師中由黃翼升率領的淮揚水師，按照全局戰略規劃，此時應該出現在蘇、皖之交的洪澤湖，協剿降而復叛的苗沛霖，怎麽仍滯留蘇南呢？早在五月間，曾國藩奏復剿苗方略，就提出調黃翼升北上助剿，江蘇境內另派李朝斌太湖水師接防，奉旨依允。同時，通知李鴻章速遣黃翼升北上。李鴻章聽令而行的話，手邊就只能留下李朝斌一軍；而欲攻蘇州，必須封鎖周遭所有水域，單單一支水師絕不敷用，所以，為了攻下蘇州，他沒有遵守這個命令。從五月到十月，曾、李之間的通信，黃翼升水師之行止就成了最主要的話題。曾國藩當然知道李鴻章攻蘇州不能無水師助陣的實際情況，但是，安徽巡撫唐訓方是湘軍將領，正受命進攻苗沛霖，於公於私，他都要施以援手。總統湘軍水師的楊嶽斌、彭玉麟，則是黃翼升的頂頭上司，與唐的關系則又密近於李，故極力支持調派黃翼升北上。朝命、軍令、交情，三者合力之下，黃翼升一軍沒有不走的理由；而終於“梗令”達五個月之久，李鴻章、黃翼升反了不成？這就是前面說的為成功而不顧一切的人之常情在起作用了。淮軍雖於一年內攻克十馀座城池，但是，不將蘇州拿下，就好似有前戲無高潮的養生之法，聊可自娛；不足成其戰則勝攻則克的赫赫之功，用能懋賞。統帥如李鴻章，部將如黃翼升，所思所慮俱不能出此範圍，所以才一氣串通，悍然違命。功利二字連用；克蘇州是功，黃翼升一軍餉需取自李鴻章，則是利。曾國藩給彭玉麟分析黃翼升敢於抗命的原因，說：“昌歧（黃翼升字）餉項出自滬中，固不能不聽少荃（李鴻章字）調遣”；羅爾綱先生研究湘軍、淮軍制度對近代兵制的影響，說最重要也是最惡劣的一點，就是由於軍隊就地籌餉，統帥私人籌餉，導致國有軍隊變成私人軍隊，開創了清末民國軍閥割據的局面。曾國藩說黃翼升敢於拒絕統帥曾國藩和直管上司彭玉麟的命令，就是“餉項出自滬中”，不敢得罪財神爺李鴻章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