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我命中注定當不了兵。1948年我還是孩子的時候得了一場大病，落下終身殘疾，45年來一直不良於行。1952年的一天，我按照義務兵役制的要求去做體檢。那天早上最後一項是檢查腿，負責的醫生搖搖頭，在我的體檢表上寫了幾筆，然後告訴我可以走了。幾周後，我收到一封官方來函，說我被列為永久不適於服兵役者。

然而，我又與當兵的有不解之緣。我的父親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長大的，那時我家在英國住的地方是英軍和美軍的駐紮地，他們集結在那裏準備進攻日（D-Day）揮師歐洲。我感覺得到，對我父親來說，1917年到1918年在西部戰線上服役的那段時間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經歷。1943—1944年間繁忙備戰的情景也在我的腦海裏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激起了我對軍事經久不衰的興趣，所以1953年我到牛津大學上學時，選擇了軍事史作為專修課題。

要想獲得學位，必須選一門專修課，僅此而已，所以我對軍事史的研究滿可以隨著我大學畢業而結束。然而，我對軍事史的興趣在我做本科生的幾年裏愈加濃厚，因為我在牛津的大多數朋友和我不同，都服過兵役，他們使我感到我的生活裏缺了點兒什麽。他們多數都做過軍官，許多人參加過實戰，因為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大英帝國正在解體，為此打了一連串小型的殖民地戰爭。我的有些朋友在馬來亞的叢林裏或肯尼亞的森林裏行過軍，有幾個在肯尼亞服役期間甚至親歷過真槍實彈的戰鬥。

從戰場歸來後，等待著他們的是古板的專業生涯；他們努力學習，爭取導師的好感，為以後的前程做準備。然而，我看得清清楚楚，他們當兵的那兩年給他們施了魔法，這魔法屬於與他們將要進入的那個世界迥然不同的另一個世界。它部分地來自他們的經歷，包括奇怪的地方、陌生的責任和刺激，甚至危險，也來自對指揮他們的職業軍官的接觸了解。我們做學生的都崇拜導師的學識和怪癖。而我的朋友們盡管離開了戰場，卻仍然對他們當時的上級指揮官欽佩備至，不過他們所欽佩的是完全不同的品質，是那些人的闖勁、銳氣、活力和對日常瑣碎的不屑一顧。他們經常提到那些軍官的名字，回憶他們的性格和做派，描述他們的事跡——尤其是他們對權威人物充滿自信的頂撞。聽了他們的話，我覺得好像我也認識了那些灑脫不羈的軍人。我特別希望能認識那樣的人，哪怕只是為了使我對軍人的世界了解得更加充分完全，因為我的那點兒了解全是靠苦讀軍事史教科書逐漸形成的。

大學生活結束後，朋友們各奔前程。有的當律師，有的當外交官，有的當公務員，還有的自己成了大學導師。我卻發現他們對軍旅生涯的回憶給我施了魔法，促使我決定研究軍事史。這是個魯莽的決定，因為學校裏沒有幾個研究這個題目的職位。然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培養陸軍軍官的英國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很快出了一個缺，於是1960年我成為了那裏的教員。那年我25歲，對軍隊一無所知，從來沒有聽到過戰鬥中的槍聲，幾乎從未見過一個真正的軍官，對軍人和軍旅生活的了解完全出自我自己的想象。

在桑赫斯特的第一個學期，我一頭栽進了過去怎麽也想象不到的世界。桑赫斯特的老師分軍事教官和學術教員兩類，我屬於後者。1960年，桑赫斯特的高級軍事教官清一色都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級別較低的也幾乎全部在朝鮮、馬來亞、肯尼亞、巴勒斯坦或塞浦路斯打過仗，或參加過其他的十幾場殖民地戰爭中的某一場。他們的制服上佩滿了勛章綬帶，許多是褒獎傑出勇氣的授勛。我的系主任是退役軍官，他出席集體晚膳時佩戴的是優異服務勛章和軍功十字勛章帶兩道杠，而學校裏有他這樣榮譽的人不在少數。有的少校或上校佩戴的獎章證明他們在阿拉曼、卡西諾、阿納姆和科西瑪戰役中表現了傑出的勇氣（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役——譯者注）。他們隨隨便便戴在身上的小小綬帶訴說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十字勛章和獎章記載了戰爭的高潮時刻；但他們這些受勛的人對自己被授予的榮譽卻淡然處之。

使我眼花繚亂的不止是各式各樣的勛章，還有五顏六色的軍服及其代表的意義。上大學時，我的許多同學帶回了做軍人時的光榮標志——團制服的上衣或軍用雙排扣短大衣。當過騎兵軍官的在穿夜禮服的場合腳上仍然蹬著屬於槍騎兵或輕騎兵制服一部分的漆皮靴，靴筒口邊鑲著一圈摩洛哥革，靴跟有安馬刺的小溝。這使我悟到了一個悖論，那就是制服（uniform）並不一致（uniform），每個團的制服都不一樣。至於有多不一樣，我在桑赫斯特第一次參加集體晚膳時終於見識到了。槍騎兵和輕騎兵穿藍色和紅色的制服；王室禁衛騎兵的制服裝飾著成堆的金色絲絳；步兵墨綠色的制服顏色深得發黑；炮兵的褲子緊繃在腿上；近衛兵團士兵的襯衫漿得筆挺；（蘇格蘭）高地兵團的制服分6種不同圖案；（蘇格蘭）低地兵團士兵穿著格子呢緊身短褲；各郡兵團的步兵制服上衣則鑲著黃、白、灰、紫或暗黃皮革的鑲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