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類歷史上的戰爭

何謂戰爭？

戰爭不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克勞塞維茨的名言如果屬實，世界就簡單易懂多了。克勞塞維茨是普魯士人，參加過對拿破侖的戰爭。他退役後寫成的《戰爭論》後來成為有史以來關於戰爭的最著名的著作。他寫道，戰爭是“政治交往”（des politischen Verkehrs）通過“各種手段的混合”（mit Einmischung and erer Mittle）的繼續。人們經常引用他這句話的英文譯文，但德文原文表達的意思比英文更微妙、更復雜。然而，無論是德文還是英文，克勞塞維茨這句話表達的思想都是不完整的。它有一個未明言的前提，即存在著國家和國家利益，人為了實現國家利益進行理性的謀劃。但是，戰爭比國家、外交和謀略的出現早幾千年。戰爭幾乎和人類一樣古老，它觸及人心最隱秘的角落——在人的心靈深處，自我擠掉了理性的目的，驕傲、情感和本能占據著主導地位。亞裏士多德說過，“人是政治動物”。篤信亞裏士多德的克勞塞維茨更進了一步，說政治動物是挑起戰爭的動物，但他也僅僅到此為止。兩人都不敢面對這樣的主張：人是會思考的動物，他的思想指導著他捕獵的欲望和殺戮的能力。

克勞塞維茨的祖父是教士，身為普魯士軍官的他是在18世紀啟蒙運動精神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對於上述主張，他難以接受，現代人也同樣無法面對。無論弗洛伊德、榮格和阿德勒對我們的世界觀產生了什麽影響，我們的道德價值觀依然是偉大的一神教所宣揚的——譴責殺害同類，除了在極為有限的少數情況下。人類學的研究表明，我們野蠻的祖先可能嗜殺成性，這方面考古學也提出了佐證；心理分析諄諄教導我們，人人心底都是野蠻人，只蒙著一層薄薄的面紗。盡管如此，我們仍然願意相信，人性表現在現代生活中大多數文明人的日常行為中，當然並不十全十美，但依然是合作性的，總的來說是善意的。在我們看來，文化是決定人的行為的主要因素；在就“是與生俱來還是後天培養”這個題目進行的永無休止的學術辯論中，多數旁觀者還是支持“後天培養派”。我們是文化動物，正因為我們文化的豐富，我們才承認人的確有暴力的潛力，但同時我們又堅信，暴力的爆發只是文化的反常現象。歷史表明，我們所屬的國家、國家的機構，甚至國家的法律，都是經過沖突，而且常常是十分血腥的沖突後才建立起來的。每天都有關於流血沖突的新聞報道，發生沖突的地區經常離我們的國家近在咫尺。促成沖突的情由證明，我們關於文化正常狀態的觀念是站不住腳的。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泰然地把歷史事實和新聞報道歸納入“另類”這一單獨的類別，使其完全不影響我們對世界未來的展望。我們告訴自己，我們的機構和法律嚴厲克制著人的暴力潛能，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行為均以刑事犯罪論處，而我們的國家機構如果訴諸暴力，則采取“文明戰爭”的特定形式。

文明戰爭的界限由互相對立的兩類人確定——和平主義者和“合法攜帶武器者”。合法攜帶武器者一貫是受人尊重的，哪怕只是因為他有法子使人不得不尊重他；和平主義者在基督教創立以來的2000年間也備受重視。這兩類人的相互關系在基督教的創始人和請他給一個仆人治病的羅馬職業軍人的對話中得到了清晰的反映。“我也是要聽從權威的，”百人隊隊長這樣解釋說。基督聽到百人隊隊長說他相信美德的力量，說那是對他自己所代表的法律的補充，驚訝得叫出聲來。也許可以據此推斷，基督承認合法攜帶武器者的道德立場。如果上級要求他放棄自己的生命，他也必須服從命令，所以他可以與和平主義者相比，後者也是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惜犧牲生命。這個概念相當復雜，卻被西方文化輕而易舉地包納進來。在西方文化中，職業戰士和堅定的和平主義者找到了共存的空間，有時甚至並肩而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軍最頑強的作戰部隊“第三突擊隊”的擔架手全部是和平主義者，但指揮官對他們的勇敢和犧牲精神贊佩不已。確實，西方文化若是不能給予合法攜帶武器者和認為攜帶武器本身為非法的人同樣的尊重，它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我們的文化是尋求折中的文化，在公共暴力問題上達成的折中是：不贊成它的表現，但把對它的使用合法化。和平主義被升華為理想，而在嚴格的軍事正義守則和一整套人道主義法的規範下，合法攜帶武器則被視為實際的必要。

克勞塞維茨對這種折中的解說是：“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個說法在尊重絕對主權、有序外交、條約的法律約束力這些普遍道德觀的同時，為國家利益這一壓倒一切的原則留出了余地。也許它沒有承認和平主義這個剛剛由普魯士哲學家康德從宗教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的理想，但它的確在合法的攜帶武器者與叛亂分子、土匪和強盜之間做出了清楚的區分。它的前提是軍隊紀律嚴明，下屬對合法的上級完全服從。它設想戰爭依照嚴格確定的形式進行，如封鎖、對陣戰、散兵戰、突襲、偵察、巡邏和前哨警戒，每一項都有其公認的規矩。它假定戰爭有始也有終。但是，對沒有明確的起始和終了的戰爭以及在不代表國家的人群之間，甚至是國家出現之前的族群之間的混戰，它卻完全沒有考慮。在那樣的戰爭中，所有男性都是戰士，因此沒有合法和非法攜帶武器者之分。那種戰爭形式在人類歷史上漫長的時期內曾普遍存在，後來雖然被擠到邊緣，但仍不時地擾亂文明國家的生活。國家也時常對從事那種戰爭的人加以利用，招他們為“非正規”的輕騎兵和步兵。對於這些非正規的武士在戰爭中燒殺搶掠的非法暴行和野蠻的作戰方法，文明國家的軍官不忍卒睹；但是，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克勞塞維茨和他的同袍們所屬的經過嚴格操練的軍隊就很難堅持作戰。所有正規軍，包括法國大革命時的軍隊，都招募非正規人員執行巡邏、偵察和突襲的任務；18世紀期間，哥薩克輕騎兵、“獵殺者”、高地兵團、“邊境兵”、驃騎兵等非正規軍隊急劇擴張，成為現代軍事史上重要的一章。關於他們洗劫、掠奪、強奸、綁架、勒索和大規模破壞的惡行，他們文明的雇主拼命遮掩。那些雇主不願意承認，非正規雇傭兵的野蠻作戰形式比他們自己的作戰方法古老得多，也普遍得多。克勞塞維茨這位軍官思想家一旦提出“戰爭……是政策的繼續”的思想，就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哲理上方便的空子，使他得以避而不想他的職業的那些更古老、更黑暗、更根本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