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房地產市場有多火？（第3/3頁）

三是為城市的中低收入者提供基本住房。相對於私人放租的高档房屋，“店宅務”的房租可以說是比較低廉的，天禧元年開封府“店宅務”轄下的一間公租屋，每月租金約為500文；到了天聖三年，在物價略有上漲的情況下，租金反而降為每間每月430文。當時一名擺街邊攤做小買賣、或者給公私家當傭工的城市底層人，月收入約有3000文，每月四五百文錢的房租，應該說還是負擔得起的。

房市調控

房子不僅是開發商與政府的搖錢樹，更是居民生存於社會必不可少的容身之所，因此，宋政府也不敢放任房價一再飆升，動用行政手段幹預市場是少不了的——盡管這樣的做法在今天的經濟自由主義者看來極不可取。

今人見識到的“限購”政策，其實宋朝政府已經在使用了。宋真宗鹹平年間，朝廷申明一條禁約：“禁內外臣市官田宅。”即不準中央及地方官員購買政府出讓的公屋。為什麽要這麽規定？因為宋政府希望將申購公屋的機會留給一般平民。

宋仁宗天聖七年，宋政府又出台“第二套房限購”政策：“詔現任近臣除所居外，無得於京師置屋。”在任高官除了正在居住的房產之外，禁止在京師購置第二套房。至於平民是不是也受“限購令”的約束，史料沒有說明。想來這次“第二套房限購”，應該只針對在京的高官。

由於兩宋時期大城市的房屋自住率不高，“租房族”數目龐大，宋政府將房市調控的重點放在房屋租賃價格上，時常發布法令蠲免或減免房租：大中祥符五年（1012）正月，“詔：以雪寒，店宅務賃屋者，免僦錢三日”；大中祥符七年（1014）二月，又詔令“貧民住官舍者，遇冬至、寒食，免僦直三日”。這裏的“官舍”，就是“店宅務”經營的公屋。這些公屋某種程度上具有“廉租房”的性質，租住者又多為城市的中低收入群體，因而，宋政府在極端天氣時節（雪寒）或重要節日免除租戶數日房租，合情合理。

不過，有時候，宋政府也會要求私人出租的房屋與公屋一起減免租金，如北宋至和元年（1054）二月，仁宗“詔天下州縣自今遇大雨雪，委長吏詳酌放官私房錢三日，歲毋得過三次”。南宋紹興十二年（1142）二月，高宗“詔免京城公私房廊一月”，廿一年（1151）二月，又“詔行在（杭州）官私僦舍錢並減半”。

以今天的目光來看，政府明令私人出租屋減租，無疑是不尊重市場定價與私有產權的表現。但在當時，這一政策也有它的合理性：那些當包租公的，通常都是形勢戶，非富即貴；而蝸居於出租屋的則多為弱勢群體，出於“利益的衡平”考慮，讓形勢戶減收一點租金，似乎也不特別過分。

當然這裏有一個“度”需要政府把握好，偶爾蠲免幾天房租那情有可原，如果經常性要求業主這麽做，則勢必受到業主的抵制、市場的報復。南宋末有一位叫作胡太初的官員，就對政府頻繁降低房租的做法提出非議：“不知僦金既已折閱，誰肯以屋予人？積至塌壞傾摧，不復整葺，而民益無屋可居矣。是蓋不知貧富相資之義者也。”意思是說，官府老是要求業主將租金打折，那今後誰還願意將房屋租給別人居住？就算租出去，房屋壞了，業主也必不願意掏錢修葺，最後租戶將“無屋可居”。官府的做法看似是恤民，其實是不知道“貧富相資”的道理。

宋朝畢竟是商品經濟很發達的時代，人們對市場的定價機制並不陌生，如葉適認為，“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對富人的財產權，宋人也明確提出要給予保護，如蘇轍痛罵王安石：“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平民，不知其不可也。”所以才有明白人站出來非議政府的減租政策，強調“貧富相資”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