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的宋朝氣象與輕商的洪武型體制（第2/2頁）

一些朋友也許會認為，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機制，完全可以自發地推動構建出一個近代化的經濟體系。但這從來只是假想，而非事實。從歷史來看，不管是近代西歐國家，還是明治時期的日本、晚清時的中國，近代化的啟動，總是以國家積極介入經濟活動的重商主義（許多人將“重商主義”理解成國家對貿易順差的追求，這無疑太狹窄了）為先導，給近代化的啟動提供第一推動力。當然，我必須申明，這樣的判斷只適用於近代化啟動之時，當市場在重商主義的觸發下而發展起來之後，國家應當從大商人的角色轉為守夜人的角色。

還是來跟“洪武型體制”比較吧。朱元璋一再申明采礦“損於民者多，不可開”，甚至將建議開礦的上書人流放海島，這一切都顯示了朱皇帝對於農業與民生的關心。然而，我們以歷史的目光來看，這種對商業稅的淡然，不過是明王朝財政緊縮的“脈脈溫情”而已，意味著朝廷對開拓市場與發展商業無絲毫動力。明王朝要到中晚期時，隨著社會逐漸擺脫了“洪武型體制”的束縛，才出現了商業復興，乃至有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