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4/9頁）

李廷先：《史可法的評價問題》，第244—245頁；艾維四：《時間與金錢》，第25—28頁。幾個世紀過去了，一切如舊。無論其來源是舊塞爾維亞（Old Serbia）、阿爾卑斯山、撒丁的銀礦，蘇丹、埃塞俄比亞或經由北非和埃及的蘇法拉（Sofala）的金礦，還是因谷（Inn Valley）之施瓦茲、匈牙利之紐索爾（Neusohl）、薩克森之曼斯費爾德、布拉格附近之庫坦勃格（Kuttenberg）或埃爾茨山脈的銀礦，以及16世紀初期以後西北各國的銀礦——無論來自何地，這些曾被吸引到地中海沿岸居民生活中的貴金屬，又被拋進了源源東去的洪流。在黑海、敘利亞和埃及，地中海人的貿易總是出現赤字。與遠東的貿易又只有通過耗盡其儲備的金銀出口才有可能。甚至有人提出這樣一種不無說服力的見解：“羅馬帝國的生命力，是因貴金屬大量外流才枯竭的。”費南德·布羅代爾：《菲力浦二世時期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第464頁。又見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第二部分，第17、108—109頁。沃勒斯坦關於東亞在世界經濟體系之外的主張，受到布羅代爾的駁斥。見布羅代爾：《關於物質文明與資本主義的反思》，第43、93—94頁。​

北京的太倉，是為朝廷接收白銀的主要機構。據該機構的白銀收據判斷，貴金屬的流入至1571年達到高潮。該年太倉的白銀收入量從230萬兩（8.625萬公斤）躍升到310萬兩（11.625萬公斤）〔譯按：此處括弧內的換算系原作者所加，其換算比例為1公斤相當於26.6明兩〕。這場洪流恰好與貿易限制的放松（1567年）、日本長崎港的建立（1570年）和馬尼拉被選定為西班牙駐菲律賓的首府（1571年）同時。此外，白銀提純技術的發展，也在這一時期使秘魯總督轄區的波托西等中心地區的白銀產量猛增至原來的三倍，隨後又增至五倍。艾維四：《時間與金錢》，第30—31、53頁；布羅代爾：《地中海世界》，第476頁；小威爾斯：《從王直到施瑯的中國沿海》，第213頁。​

1597年，西班牙大帆船將34.5萬公斤白銀，從阿卡普爾科運到中國。這一數字比明朝半個世紀的產量還多（明朝官府銀礦的年產量約為6000公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7—158頁。​

肖努的估計略低於此。他認為遠東吸收了美洲產白銀總量的1/3強。見皮埃爾·肖努：《菲律賓和太平洋中的伊比利亞群島》，第269頁。在16世紀期間，西班牙人在佛蘭德雇用的外國雇傭兵要求付給他們黃金。這些黃金是由赫諾瓦銀行家們提供的。他們通過與遠東的貿易，將西班牙提供的美洲白銀兌換成金錠。在“長期的白銀統治”時期（約1550—1680年），這種局面創造了一個全球經濟體系。“以意大利、中國為中樞，從美洲出發，通過地中海或好望角，通向整個世界。這可以看作一種結構，一種在20世紀以前從未受到幹擾的世界經濟體系的持久而突出的特征。”布羅代爾：《地中海世界》，第499—500頁；又見倫納德·布萊塞：《近代世界體系》，第96頁。​

艾維四：《論白銀、外貿與明末經濟》，第1—10頁；米歇爾·德韋茲：《18世紀中國社會對英、法、俄的影響》，第8—9頁；S.A·M.阿謝德：《17世紀中國的總危機》，第275頁；黃仁宇：《明朝的財政》第124—125頁。日本向中國出口白銀和銅而進口黃金，因為在中國用白銀兌換黃金比在大多數其他地區（包括日本）都更為優惠。16世紀80年代，中國的金銀兌換比率是1∶4；歐洲則是1∶12。到1650年，歐洲的比率又升為1∶15。布羅代爾：《地中海世界》，第459及499頁。阿特韋爾對日本白銀輸出量的估計，低於其他多數經濟史學者。他估計在1560—1600年間，日本白銀的輸出平均每年為3.3萬到4.8萬公斤。艾維四：《時間與金錢》，第31頁。肖努估計在近兩個世紀間，日本和美洲提供的白銀總量，在4000到5000噸之間。皮埃爾·肖努：《馬尼拉和澳門》，第568—681頁。​

肖努：《馬尼拉和澳門》，第555頁；簡·德·夫裏斯：《1600—1750年危機時期的歐洲經濟》，第20頁。肖努找出了中國與歐洲貿易形勢的五個轉折點：（1）從1555到1570年，伊比利亞人突然打通了中國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通道；（2）1580至1590年間，馬尼拉與澳門決裂，西班牙無敵艦隊時代的歐洲經濟出現萎縮；（3）1600年左右，荷蘭公司到達印度洋；（4）1615至1620年間，荷蘭人封鎖了摩鹿加，切斷了澳門與印度洋之間的交通；（5）1640至1644年間，明朝滅亡，日本人血洗澳門大使館，伊比利亞王國的分裂將澳門與馬尼拉隔開，以及由1645年教皇英諾森十世的敕令引起的禮儀之爭。“中國的衰落與歐洲的衰落發生在同一時刻。因此，中國貿易的這一災難性變化表現為雙重的衰退：一方面，美洲白銀的出口無疑減少了，而同時，一場周期性的或者說是破壞性的危機又席卷了中國大地。”肖努：《馬尼拉和澳門》，第579頁。布羅代爾只看到了17世紀最初20年美洲白銀輸入減少後的一種重要轉變，並稱之為“世界歷史的轉折點”。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包括：由於收益遞減律，開采成本更高了；以欺詐手段使美洲保留更多的硬通貨，以滿足當地對貨幣的需求；以及向當地居民征收十一稅，這妨礙了提取白銀所需的勞力之補充。布羅代爾：《地中海世界》，第536頁；又見厄爾.J.漢密爾頓：《1501—1650年的美洲財富與西班牙的價格革命》，第293頁；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第20、25—27頁，及其《近代世界體系》第二部分，第3、109頁；卡羅·M·辛寶拉：《工業革命前（1000—1700）歐洲的社會和經濟》，第212—216頁；雅各布·克萊佛倫：《經濟通史》，第152—1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