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北部邊防

遊騎不聽能漢語，

將軍遂縛作蕃生。

配向東南卑濕地，

定無存恤空防備。

念此吞聲仰訴天，

若為辛苦度殘年。

涼原鄉井不得見，

胡地妻兒虛棄捐。

沒蕃被囚思漢土，

歸漢被劫為蕃虜。

早知如此悔歸來，

兩地寧如一處苦。

縛戎人，

戎人之中我苦辛。

自古此冤應未有，

漢心漢語吐蕃身。

白居易：《縛戎人》

1368年明朝的建立，與將蒙古人趕出中原及在長城以北實行軍屯是密不可分的，明朝從建立之初，直到17世紀滅亡，始終高度重視北部邊防。1371年，明太祖曾說，日本、朝鮮和安南只是蚊蟲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險的心腹之患。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萬人的龐大軍隊。他們分為三個部分：京衛、上十二衛親軍和地方衛所。

明朝的衛所制度

衛所是明太祖稱帝前在南京創建的，是明朝軍隊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這種制度是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軍制的某些內容而形成的，屬於自給自足的軍屯類型。最初，每個軍士受田15畝以維持生活。1365年，長江中遊一些慘遭戰火洗劫的地區被辟為軍屯區，每個軍士受田50畝，給耕牛農具，並免其田租徭役。這種制度，使各地衛所軍士在明初25年中，每年都能生產約3億公斤糧食，足以供養100萬軍隊，從而使朝廷無須從國庫按月撥發糧餉便能維持一支龐大的邊防力量。

衛所軍士皆由身份永遠不變的世襲軍戶充任。衛所軍官也世襲其職。這樣，衛所制度一方面表現出朝廷有決定其臣民之身份的權力，同時也展示出封建化的巨大潛力。世襲的軍士會因其身份相同而形成牢固的個人聯系，因此必須盡力防止將領與軍士的關系過於緊密，並對整個軍隊組織加以嚴密的行政控制。各衛之事務由三司分掌：都指揮使掌兵，此外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所有軍戶的戶籍皆由五軍都督府管理，軍隊調動權則在兵部文職大臣手中。當衛所軍隊被征調作戰時，其軍士便脫離了衛所軍官，由都督府指定的總兵官統領，而總兵官則向通常由朝廷大臣出任的統帥負責。

要使這種精心設計的自給自足的軍事制度永久存在下去，必須維持世襲軍戶的素質和義務。但15世紀後期，意味著該制度走向衰敗的不祥征兆卻出現了。朝廷中某些貴戚官僚開始驅使軍士建造寺廟和宮室。不久，地方將領也把軍士變為勞工，或向他們“賣閑”，每月交納200錢就可免除軍事訓練。這樣，衛所軍官便成了有利可圖的職位。於是，商賈子弟紛紛重金行賄，求得此職以飽私囊，或將家奴登入軍籍，借此來貪汙軍餉。有些軍官甚至割占軍屯土地，強令手下軍士像農奴一樣為其耕種。大量軍士因得不到軍餉又遭受如此剝削，而極力擺脫軍戶身份。據史載，至16世紀初，一些衛所的逃亡軍士已達其總數的80％，許多邊地駐軍也只剩下兵力的一半。軍官奉命出兵時，只好臨時雇用礦工和鹽工充數，或招募遼東、陜西的雇傭兵，而這些人與他們要去鎮壓的亂民常常出自同一社會階層。

似乎是為了彌補兵員的損失，明末統治者越來越重視長城的修繕，或以磚石加固舊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這種防禦心理的形成，並不僅僅是由於衛所制度的衰落，它可上溯到明朝第三代皇帝成祖永樂時期。明成祖從其侄兒手中奪取皇位後，對擁兵駐守今關外之承德（熱河）的兄弟寧王心懷疑懼。1403年他令寧王率部撤出承德，而將這一戰略要地交給了曾支持他發動政變的蒙古兀良哈部。同時，他還撤回了駐守河套北部的軍隊，並加修長城，將遼東、廣寧和大同防線連為一體。這等於將東勝一帶拱手讓給了北方民族，1462年——即明英宗在恥辱的“土木堡之變”中被蒙古瓦刺首領也先俘獲後的第十三年——河套遂落入察哈爾部之手。

不過，明朝並非總是被動挨打。當它逐漸控制塞北的時候，以及1390年後在蒙古人基本停止了襲擾中原的近60年間，明軍一度控制了直抵朝鮮邊境的東北地區。成祖曾親率大軍五次出塞；16世紀40年代，內閣首輔夏言又發動了驅逐蒙古、收復河套的戰役。1547年，三邊總督曾銑一度將蒙古人趕出了河套；但次年韃靼首領阿勒坦汗又入境侵擾，並於1550年兵臨北京城下。自此，人們對夏言的進攻之策喪失了信心。嘉靖朝臭名昭著的大臣嚴嵩，在置夏言於死地後改取守勢；1570年，張居正（萬歷時升任內閣首輔）又以封王和開放邊市貿易為手段，對阿勒坦汗進行安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