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錯料一帆超十程 第三節

熙寧十七年的十一月，注定是一個與“大事件”有關的月份。在十一月的下旬到來之際，首先是大宋錢莊總社的正式成立與知事局的選舉。自熙寧初年以來一直順風順水，經過十幾年的時間，奇跡般的擴張成為宋朝最大的工商業集團，並且在制造業和錢莊業都獨占鰲頭的唐家，卻意外地遭遇了十余年來最大的挫折。唐家在接下來知事局都知事的選舉中慘敗，周應芳不僅贏得了全部小錢莊席位的支持，在獨立知事中占據優勢，便是在大錢莊知事中，也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優勢。

在汴京的錢莊業決心聯合起來應付交鈔與擠兌危機的時候，交鈔局頒布了一道法令，要求全國之錢莊，提交存款總額的一成交鈔或銅錢至交鈔局封存，稱為存款準備金，這筆錢將用來對付可能出現的擠兌。

此法令頒布僅兩天之後，汴京再次出現讓人眼花繚亂的人事任免。參知政事、吏部尚書馮京拜知樞密院事——樞密使與知院事同時並存，在宋朝是極為罕見的，但在趙頊在位期間，這卻已經是第二次出現；參知政事、禮部尚書王珪拜參知政事、吏部尚書；權太府寺卿李清臣拜參知政事、禮部尚書。而回京後一直沒得到任命的曾布，則意外的權任太府寺卿。

以曾布的資歷，權任太府寺卿，原本沒有任何問題，但他自三司使任上被貶以後，十年來不過在廣州、淩牙門擔任郡守，而後竟從淩牙門直接進入外府擔任大卿，這種大起大落，已不尋常，而海外官員竟可以直接擢入部寺出任長官，更是徹底顛覆了宋朝官場的認知。而在蘇轍回京接管戶部之後，宋朝的三大經濟部門——戶部、司農寺、太府寺，其中有兩個也正式落到了石黨手中。

除此以外，皇帝又準了石越的劄子，以故夏都城興慶府為安西府，並接受王安禮的辭呈，以王安禮出判安西府。以呂大防為工部侍郎，權管勾工部事。

趙頊在此時進行果斷的人事調整，絕非僅僅是接受石越、範純仁等人的建議，為曾布騰出太府寺卿的位置這麽簡單。馮京不得再掌吏部，這已是所有人都可以預料到的事情，但覬覦吏部尚書之位很久了的王珪終於如願以償，卻多多少少出乎人們的預料。趙頊給出的理由是很有人情味的——在六部尚書中，王珪的資歷最老，卻一直只是擔任位次較低的禮部尚書，他在政事堂這麽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如今他年紀也大了，縱使不能以左右仆射致仕，做做吏部尚書也是理所應當的。

趙頊的這個理由連司馬光也沒有反對。說起來，真要對王珪挑剔什麽，除非從他的才幹與品德入手，但這兩樣東西，有時候也是極為主觀的，皇帝無疑擁有最後的裁決權。況且，每個人都知道王珪名為參政，實不過就是皇帝的傳聲筒，皇帝既然想在這個時候親自掌握吏部，司馬光和石越，也不可能和皇帝來爭。

政事堂的左右仆射，對於歷史都不陌生，“朕亦欲除吏”的典故，兩個人心裏都是很清楚的。

而在皇帝對政事堂的布局進行調整的同時，權太府寺卿曾布向東南諸路派出使者，命令先前派出的差官暫時停止追繳永順錢莊欠款之行動。

不過，石越顯然開錯了藥方。

汴京錢莊出現擠兌的原因，不僅僅是由於交鈔過多，造成通貨膨脹，更是因為金銀銅錢之儲備不足，民眾擔憂交鈔會變成廢紙所致。

他倉促開出“存款準備金”這一劑藥方，既無助於緩解各錢莊面臨的窘境，反而令得原本就面臨擠兌危機的汴京錢莊雪上加霜。而且，存款準備金除了能夠使一批交鈔退出流通之外，與新成立的大宋錢莊總社的救急金功能重合，更加招致了錢莊們的反對——在錢莊看來，如果一定要出這筆錢，由錢莊總社來控制，遠遠比由交鈔局控制要好。知事局對此態度難得的保持一致，在周應芳的建議下，知事局一方面對存款準備金制度做技術性抵制，采用拖延戰術；一方面繼續派遣代表向交鈔局陳情；同時周應芳更決定撥出巨資，資助食貨社的一些學者研究這個問題，使他們的研究成果可以在報紙、刊物上登載，可以出版發行。

有著西湖學院背景的周應芳，除了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以外，更是真正的“儒商”——這個稱謂的意義，原本就不應當僅僅是道德上的，而應當專指那些有著“儒士”的身份，同時並能夠聰明地利用“儒士”這個階層的商人。大宋的“儒士”，掌握著知識與學問，控制著輿論清議，連接著權力——周應芳也許無法總結出這三點特征，也不一定有興趣來做這樣的總結與分析，但他卻總能天才般地將其為己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