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連三月（1937年7月~10月） 七七事變（第3/6頁）

在華東“旅行”時，公平匡武多次受到中國“有關部門”的監視。大約沒有比這更正常的了。你一個日本軍人在中國內地瞎轉悠什麽？不給你抓起來審問就不錯了！但公平匡武認為性質“惡劣”。6月底，他離華前得出這樣的結論：越往南，反日排日的情況越嚴重！

於是石原莞爾拿到了這樣的匯報：

中國排日、抗日、辱日形勢達到高潮，軍隊幹部尤其軍隊下級幹部態度更加露骨，日本軍部方面派出的人員對中國的觀察大體一致，但在對策方面不同。少數人主張維持現狀，與華平等互惠，和平共存；多數人認為，應對華進行打擊，這樣就會改變局勢。日本僑民在華受到挑釁，激起仇愾心。但這種態勢還不能確定是不是意味著中日戰爭將要爆發……

陸軍省那邊也沒閑著，他們派到中國“旅行”的是軍務課課長柴山兼四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4期，茨城縣人）。柴山對華態度挺慎重的，但他也意識到：長江一帶排日風潮高漲，而“中國政府不想制止”。排日運動“有英美派官員的暗中煽動”，因此“有必要警惕華北出現那樣的運動”。

按柴山的說法：“用了幾天時間在平津會見了中日要人，征求他們的意見和感想，結果都認為中日關系很緊張，頗有一觸即發之感。”

軍部的參謀們在中國“旅行”時，林銑十郎過了四個月的首相癮後成功下台，因為他在任什麽都沒幹成，大家湊上去圍觀，得出的結論是：這位首相不是一個合格的軍人，這個軍人更不是一位合格的首相，甚至不是一個合格的人。前兩條說得還行，最後一點似乎有點過了，完全給一棍子打死了。人們開始對林的上台感到匪夷所思，包括陸軍最初支持他的那些人。他們開始撞墻。

在1937年6月4日的一片撞墻聲中，千呼萬喚始出來的近衛文麿終於組閣了。

近衛家有點來頭，是日本史上與天皇家關系最近的貴族“五大攝政”之首。近衛畢業於著名的京都大學法學系，因為他爹是公爵，他世襲了不少好處，早早進了政府，後來跟在元老西園寺公望後頭，到巴黎參加《凡爾賽和約》[1]的簽訂，幹到貴族院議長的位子時才四十歲出頭。很早他就被認為是首相的最佳人選了。“二二六兵變”後，天皇想叫他組閣，但近衛躲了，不想收拾那個爛攤子。

現在，希望近衛出山的呼聲越來越高啦。但有人覺得這個近衛華而不實，按西園寺的某個秘書的說法，近衛這小子像富士山。是贊他麽？那個秘書多年後這樣回答：從遠處望，它很漂亮；但到了近處看，全是粗糙不堪的巖石！

陸軍省和陸軍參謀本部都往中國派人，我們內閣也會啊，所以近衛一上台，就把大谷光瑞打發出去了。這名字有點耳熟，的確如此。大谷是日本西本願寺法主，老婆是貞明皇後（大正天皇的）的姐姐。20世紀初，他曾先後到中國的新疆以及中亞和南亞探險，在佛學界、探險界、考古界、政界和軍界都有一號。辛亥革命後，孫中山還跟他有過一段交往，甚至叫他出任過中華民國的政府顧問。

大谷一到北平，就在六國飯店緊急約見了日本駐北平武官今井武夫（日本陸軍士官學校30期，長野縣人）。這是今井第一次露面，後來他做到日本中國派遣軍副總參謀長的位置，1945年8月他還得出來。今井介紹了中國尤其是北平的形勢：如果政府的對華政策不起作用的話，按這樣的局勢發展下去，一定會有“不幸的事件”發生！

大谷告訴今井，入夏後，東京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個說法：在北平可能會發生像柳條湖那樣的事變。對大谷來說，中日關系已經進入一種類似於他探險一樣的迷局。

大谷回去後向近衛報告。大谷說得不錯，近衛上台後，東京就有個小道消息越傳越神：今年夏天，最晚到秋天，北平也許會發生什麽事。

這時的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是永津佐比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3期，茨城縣人），永津跟磯谷一樣，也是特別關注中國南方一舉一動的“中國通”，甚至在中日開戰前很長一段時間，他和磯谷是所有日本“中國通”裏腦子最清醒的（開戰後此人開始犯昏）。他認為：蔣介石倡導的“新生活”運動，實際上已演變為針對日本的全國總動員。因為蔣和他的政黨過於自信，所以“侮日”? 。

在這樣的背景下，陸軍的強硬派認為：對中國打擊一下，就可以改變他們抗日的局面。

石原莞爾非常憂慮。

這家夥是真憂慮。他擔心前方的日軍蠻幹，破壞他的“開發滿洲、親善中國、降伏蘇聯、驅逐英國，最終與美國決戰”的構想。

田中隆吉在綏遠鬧事時，當時在關東軍做參謀的武藤章（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5期，熊本縣人）也跟著摻和了。綏遠出事後，石原飛往前線，質問田中和武藤：你們瞎鬧啊！那兩個人笑道：我們學的是當年的您啊！而現在，不聽話的武藤又跑到他手下當作戰課課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