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連三月（1937年7月~10月） 南苑之痛（第4/9頁）

田中新一力頂武藤章。

按他日記裏的說法，事變發生後，東京一片混亂，只有他和武藤“從容鎮靜”，所謂穩步開展工作，應對事變：“除訴諸武力外，別無對策。在此種想法的基礎上，該兩課長對緊急派出以３個師團和18個航空中隊為骨幹的兵力，取得了一致意見。”

田中跟武藤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當上了陸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主導了太平洋戰爭時日本陸軍的行動。這兩個人成了橋本欣五郎、長勇之後陸軍最強硬的代表。關於這一點，從1937年5月20日日本海軍情報官員就華北形勢問題向海軍省作的報告中可以看出：

……關於撤銷冀東政府問題，未能得到關東軍的同意。但駐華各機關大都同意撤銷，並認為這樣做是可以緩和目前僵硬的日中關系的唯一辦法。所以，歸國後即向上司報告，必須在適當的時機排除關東軍的反對，斷然予以撤銷。關於此事，（陸軍參謀本部）參謀次長（今井清）和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也都同意，但作戰課長武藤大佐反對。（陸軍省）後宮（淳）軍務局長、梅津（美治郎）次官、杉山（元）大臣都同意，但田中軍事課長反對。

武藤章堅持向華北增兵，對石原說了一通，大概意思是：您是我的部長，我是您的手下，當年您在滿洲的做法，讓我對您佩服得五體投地。至於您警備蘇聯的觀點，也挺牛的。但怎麽警備呢？光保滿洲還不行，我們出兵華北，把這個跟南京政府的緩沖地帶抓在手裏，最終也是為了警備蘇聯啊。光有好處，沒有壞處，中國人有句話怎麽說？殊途同歸嘛！

武藤和田中雖然都只是課長，但事變時所處的位置重要，對外作戰計劃和兵力布置，都由這兩課課長擬訂，然後往上報，陸軍參謀本部總長、陸軍大臣，通常所飾的是蓋章的角色。這並不是說他們是傀儡，而是日本軍部的工作特點決定的。但處於作戰課課長和參謀總長之間的石原就比較難受了，他把自己的擔心都說了出來，但卻沒有頑強地堅持。

在武藤的忽悠下，原來騎墻的也一下子倒向了武藤，包括那位陸軍大臣。在7月11日的“五相會議”上，杉山元開始支持出兵，並通過了除關東軍和駐朝鮮軍外，再從國內動員3個師團到中國的決議。

近衛內閣就這樣開始被軍部牽著走了。

當年意志堅定的山形縣小子有一種無力感，似乎一切都在靠慣性向前推，而武藤、田中等人是膩膩的潤滑油……出兵計劃是7月11日正式確定的，但東京的“消息靈通人士”在10日上午就把擴大戰爭的訊號傳到了北平。

北平那邊，7月10日上午，王冷齋去秦德純處參加中日聯席會時，出現了“異動”。當時在座的，中國這邊，除秦、王等人外，還有已趕回北平的馮治安師長；日方那邊是櫻井、齋藤等人。

秦德純質問櫻井：為什麽協議達成後日軍仍不時襲擊宛平，而且沒把軍隊從城外撤幹凈？你們已嚴重違反協定，由此產生的後果應由你們承擔！

櫻井搪塞：我們在搜尋戰死的日軍屍骸啊！這對我們很重要。

秦德純說：我們可以出人幫你們找，但限期為24小時，無論找到沒找到，無論找到多少，宛平城外的日軍都必須全數撤回豐台！

櫻井說：好。

但正在這時候，日本人寺平跑了進來，在櫻井耳朵邊嘀咕了幾句，後者說：我得出去打個電話。隨後，他對在座的日本人一使眼色，都出去了。最終是：一去不回！

形勢變化了！

前面提到的今井武夫回憶：“（11日）下午兩點，剛一步入（北平）特務機關，便感到一種緊張的氣氛。設在天津的駐屯軍司令部打來電話，於是立即接通。打電話的是一名參謀（有可能是和知鷹二），他說：今天東京的內閣會議已經決定，除關東軍和駐朝鮮軍外，還將從國內動員3個師團到中國，所以現在再無必要達成停火協議。如果協議已經達成也要撕毀！”

情況如此危急，宋哲元在哪？！他已經到天津了。

宋哲元一到天津，南京的電話就跟了過來，何應欽在電話裏說：中國駐日大使發來消息，日本國內已進行戰爭動員，延遲了京都以西3個師團的復員時間，全面侵華已成定局，叫宋立即回北平備戰，不要在天津跟日本人談。但宋不接何的電話，而叫手下代接。

宋哲元拜訪了日本中國駐屯軍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4期，佐賀縣人）。

日本內閣決定出兵中國後，軍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病秧子田代皖一郎換了，但田代還沒來得及回國就掛掉了（7月16日）。

在天津，香月給了宋哲元點兒口頭保證，無非是中國妥協，日本住手之類的話。宋哲元很激動，像一年後英國首相張伯倫從慕尼黑帶回跟希特勒簽的協議一樣。也就是說，直到這時，這位老兄仍沒看明白，還想著通過談判解決爭端，繼續維持自己在華北的小王國。所以他返回北平後不但沒進行備戰，還把防禦工事給拆了，並電告南京，不叫中央軍北上支援，怕因此刺激日本人，我的地盤我做主，小小的沖突可以就地解決，華北不會有大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