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連三月（1937年7月~10月） 南苑之痛（第3/9頁）

很多人把七七事變叫“盧溝橋事變”，但7月7日夜到8日天黑前，盧溝橋一線實際上並沒接火。只是在一小隊日軍渡河時，盧溝橋上的中國守軍進行了警備。7月8日，北平的記者們發稿時，把第29軍長官一再提到的“橋頭陣地”（平漢鐵路橋）當成了位置重要的盧溝橋。

歷史就是這樣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中午時，鐵路橋那邊，日本人不打了。

一木清直接到牟田口廉也的電話，說櫻井他們在宛平。一木還惱火呢，說這事怎麽不跟自己打招呼。

牟田口廉也在7月8日下午3點多趕到鐵路橋陣地。一個小時後，旅團長河邊正三到了豐台。在前線的牟田口，以現地日軍最高指揮官的名義寫了一封給金振中的信，叫一個曹長騎著自行車給金振中送信，提出把櫻井他們送出宛平，要求城裏的中國軍隊在當日下午5點前撤到城西10裏外。

老金的回信很給力，並“幽”了日本人一“默”：

牟田口大佐閣下，我等不撤，將與此城共存亡。威脅無用。至於櫻井等人，他們也願意與城共存亡，望你不要顧慮！

入夜後，金振中選了150人組成敢死隊，每人步槍1支，手榴彈2枚，大刀片1把，在重機槍連的掩護下，猛撲回龍廟。這裏先前是中國軍隊的陣地，士兵們對地形十分熟悉，摸過去後，先是手榴彈全投出去，然後掄著片兒刀沖，很快便把守備陣地的50多個日軍都剁了。

日軍開始聞到自己身上的血味，原來也是鹹的！

但到了7月9日，在北平，雙方又經過一番談判，達成可停火協議：中國軍隊退到永定河以西，日本軍隊撤回豐台，宛平城內的防務交由保安隊負責。

中國這邊開始執行協議，但宛平外的日軍卻不走。

事變爆發後，東京還沒怎麽著，關東軍先不幹了，所謂皇帝不急太監急。但關東軍不是太監，而是騎在皇帝腦袋上的主兒。事變第二天，參謀長東條英機就擬了個至少向華北派兩個獨立混成旅的計劃，並連夜派作戰參謀辻政信大尉（還記得吧，當年在陸軍士官學校搗亂的那位）到平津打探消息。

駐朝鮮軍的小磯國昭也說：這是難得的機會啊。日本駐朝鮮軍僅有兩個師團：第19師團和第20師團。小磯命令他們作好出擊準備。

東京主持陸軍參謀本部工作的是次長今井清（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5期，愛知縣人），但此人身體一直不好，臥床的時間超過了上班的時間，所以牽頭人實際上是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

石原的部下、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4期，富山縣人）是北平那邊河邊正三的弟弟，這個河邊腦子倒還清醒，沒抱住石原說給他哥哥做主之類的話，而是主張現地解決事變。

石原拍拍河邊的肩膀，安慰了一句：我也不會看著你哥哥的旅團出事不管。

石原不希望擴大事變，道理是：如果動員國內師團到中國參戰，就意味著和中國的全面戰爭，如果是全面戰爭，在戒備蘇聯的情況下，日本最多只能投入11個師團，而這個兵力又遠不能保證征服中國，就必定是一場持久戰，而日本是沒辦法也沒必要在中國打持久戰的。

陸軍省軍務課課長柴山兼四郎也是這個觀點。

石原的意見一出來，陸軍大臣杉山元說：有道理。

在事變後的內閣會議上，近衛首相征求陸軍大臣的意見時，杉山把石原的話重復了一遍。近衛說好，於是內閣擬出的對策是：不擴大，現地解決。

石原的另一個手下作戰課課長武藤章第一個反對，認為必須對中國進行打擊才能改變“排日侮日”的形勢，讓中國徹底屈服。

事變後，柴山和武藤各自的態度也就出來了，前者覺得麻煩大了，後者卻很愉快。軍部的參謀們開始站隊。

陸軍省軍事課課長田中新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5期，新潟縣人）第一個站在武藤一邊。

陸軍省軍務局長後宮淳（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7期，京都人）站在石原、河邊、柴山這邊。

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永津佐比重開始偏向於武藤、田中一邊。

在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懇談會”上，仿佛五千只蛤蟆被扔進鍋，石原是山形縣人、武藤是熊本縣人、田中是新潟縣人、柴山是茨城縣人、永津是愛知縣人、後宮是京都人、河邊是富山縣人……日本各地方言一起上，你可以想象有多亂了。

北平達成停火協議後，武藤章仍在琢磨怎麽把軍隊派過去。

在陸軍參謀本部，武藤看見一個同事就拉住說：你知道麽，北平的局勢勢必會惡化，必須作好南京的中央軍沿平漢路北上的準備，我們至少要派過去3個師團和18個航空中隊！

武藤後來成為被絞死的七名甲級戰犯之一，也是七個人裏官最小的，是唯一的中將。但事變時，他的作戰課長的位子極為重要，業務內容就是負責籌劃陸軍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