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南京夢魘（1937年12月） 再見！南京！（第3/10頁）

（掃蕩暫時結束）俘虜接連不斷地前來投降，達數千人。態度激昂的士兵毫不聽從上級軍官的阻攔，對他們一個個地加以殺戮。回顧許多戰友的流血和10天時間的艱難困苦，即使他們不是士兵，也想說：都幹掉！

松岡環女士在《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中實錄了很多日本士兵的回憶，其中第16師團第33聯隊士兵吉川定國這樣說：

有幾百個中國俘虜被集中在一起，望著俘虜，我產生了憤怒的情緒，認為我們之所以這樣辛苦，都是因為你們的緣故！於是，我們把俘虜一個個地刺死。

士兵三本木一平說得更為直接：

看到自己的戰友和同一個村的人戰死，便懷恨在心，覺得（在南京）殺死中國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日本的島國環境，讓他們養成在毀滅和殘忍中發現“美”的習慣。在日本的文化中，殘忍不是作為被憎恨的對象存在的，而是作為一種審美標準存在的。最極端的例子是日本人切腹時追求的那種精致和程序。具體到軍隊，便形成以殘忍為核心的集體要求：對自己殘忍，表現在平時的訓練中，如用冷水澆身、互相抽耳光、以木劍刺殺、大雪中站立、烈日下暴曬；對他人殘忍，這自不必說，在1937年的南京已被日軍發揮到頂點。如果說德國人在奧斯維辛對猶太人的屠殺充滿了“工業味道”，只是把一批批人趕進毒氣室，那麽日本人在南京的屠殺方式就復雜得多了，他們花樣百出，讓中國人在死之前得到肉體上最大的痛苦。山田支隊的士兵在“處理”一批中國戰俘時發生了沖突，有的士兵希望用刺刀刺，有的士兵則建議用機槍掃射，有的士兵則認為砍頭更“過癮”。在一陣吵嚷後，最後終成協議：分批采用不同方式處置，結果日軍“皆大歡喜”。

島國環境使日本人有一種天生的焦慮感，戰爭中表現為過盛的敵意。向南京的進軍途中，日軍每進一個村莊，先把村民殺光，然後才宿營，有時也許僅僅睡三四個小時，但即使這樣也要把全村人“清空”。攻占南京後，只要看到有人走動，不管對方是兒童、老人，還是婦女，日軍馬上就開槍。因為他們認為，如果不殺死對方的話，自己心裏就不踏實，就會感到不安全。士兵外賀關次則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中國人從屋子裏出來，由於那間屋子離宿營地五百米左右，因此把他們槍殺了。也許他們是良民，但也不能放過。”

日本人崇尚等級，一級依賴一級，認為只有這樣，個人才是安全的。伴隨著等級關系出現的，是下級對上級的無條件服從和上級對下級的壓迫（與畏強淩弱的性格有著密切關系）。在壓迫的過程中，上級覺得很正常，下級同樣覺得很正常，因為在他們看來：弱小服從於強大是“天道”。在1937年的南京，這種“等級壓迫”在處於最基層的日本士兵那裏爆發，而他們的壓迫對象自然是中國戰俘和平民。強大者屠戮弱小者在他們看來也是“天道”。

日本人性格中還有矛盾的一點：作為單個的日本人，是內向的、緊張的、收斂的，甚至是膽怯的；但是，一旦形成集團後，他們便是張揚的、強悍的、富於進攻性的（這又與島國環境下的心理有關），這種依賴於集團的心理，使他們對集團盲目認同，導致軍隊在施暴時產生集團無罪感：無論多大的暴行，只要是在整個集團的名義下幹的，那麽對他們來說就是“天經地義”的。在1937年，進行屠殺的不是這個士兵或那個士兵，而是全體日本軍，所以在殺戮的過程中，他們不會有負罪感，這自然也就少了約束力，沒有了約束力，暴行只能愈演愈烈。

南京戰是1937年中日正面戰場上的最後一役，中國失城遷都，繼續抗戰；日軍攻占南京後，則制造了現代人類史上最大的陷城暴行。

關於南京戰，有太多的話要說。

此戰雖是現地日軍臨時打起來的，但從調兵遣將上可以看出來，他們仍是處心積慮。前面我們說過了，日軍中最能打的師團有6個，而南京戰，除第2師團沒來外（照樣屯駐東北，警備蘇聯），其他5個師團都來了：有的負責打外圍（第18師團），有的負責切退路（第5師團國崎支隊），有的負責搞夾擊（第13師團山田支隊），有的負責直接攻城（第6、第9師團），可以說都派上用場了。

不得不說，南京戰，在戰術上，日本人運用得相當成功：決定進攻南京後，日本華中方面軍司令部在第一時間裏作出讓第18師團奔襲蕪湖的決定，把中國軍隊沿江西去之路給堵上了；同時又叫第13師團主力、第11師團天谷支隊、第5師團國崎支隊分別在江陰、鎮江、當塗渡到江北，切斷了中國軍隊北退的路線。從正面進攻的部隊，則采取了數路並進的方式，最終把南京圍了個結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