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宜昌最前線（1940年3月～1940年12月） 艱難時刻（第4/6頁）

6月24日，陸軍參謀本部次長澤田茂飛往南京，會見西尾壽造和板垣征四郎，帶來陸軍中央的一個說法：關於華北駐兵和“滿洲國”問題可以不作為談判條件，等停戰後雙方進一步協商解決。正如前面說的那樣，歐洲戰場出現重大變化尤其是法國投降後，東京的一些人急於結束戰爭，以把兵力用到出現勢力真空的東南亞，如印度支那。

這就是日本人和重慶政府秘密接觸的來龍去脈。

不過，隨著7月份蔣介石極為討厭的近衛文麿的二次組閣，“宋子良”立即提出三條要求：一是叫日本政府廢除當年提出的不以重慶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二是廢除跟汪偽政權的條約，三是蔣介石和板垣征四郎在長沙會談時不涉及蔣汪合作的問題。

駐香港武官鈴木轉回東京，拜訪了似乎心不在焉的首相近衛，後者寫了這樣一封信：

蔣介石閣下：

頃悉閣下所派之代表與板垣中將所派之代表於香港就日華兩國之問題交換意見，已半載有余，其結果是最近閣下將與板垣中將會見。余深信，此次會見當能確立調整兩國邦交之基礎。

近衛文麿謹啟

隨後，在南京，板垣也寫了封信：“為了有助於日華尤其是中國內部取得圓滿和平，對於蔣汪合作問題，應有提出善意的建議的機會，但作為不幹涉內政的原則，不作為一項停戰條件。”

九月初，神秘的“宋子良”對鈴木卓爾說：“近衛首相的信有點問題啊，信中沒提到取消不以重慶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此外，對長沙和談，好像不是全面支持，而只是個旁觀者。萬一以後日本內閣再換，繼任者有可能把會談的執行問題推到板垣的個人身上而不履行承諾。”

隨後，“宋子良”告訴鈴木：“在當前情況下，和談很難進行下去了。”

“宋子良”說：“在另一個渠道，你們又提到承認偽滿洲國和在華北駐軍問題。”

鈴木說：“另一個渠道？”鈴木心裏琢磨，有可能是和知鷹二開展的“蘭工作”。

“宋子良”說：“你們都是板垣征四郎的代表，我們相信誰？另外，據情報得知，你們把秘密和談的情況拍了照片，有這事吧？”

鈴木慌忙擺手，說：“斷無此事。”

“宋子良”說：“你們說的蔣汪合作到底是什麽意思？最近人們紛紛議論，認為中國依舊有很強的抗擊下去的力量，沒必要謀取屈服性和平。”

鈴木愣了一會兒，說：“日本不考慮緩和和平條件。蔣汪合作是日本的希望，重慶方面若把汪方的要人全部排斥出去，和平將無望。至於照相問題，沒有事實根據。中方若有抗戰能力，願意打就打吧。”

“宋子良”說：“你們也要清楚一點，戰爭是強加在我們頭上的。”

鈴木想了想，最後說了一句：“我們知道你不是宋子良。”

詭異的秘密接觸至此結束，這是1940年9月的事。兩個月後，日本正式承認了1940年3月成立的汪偽政府。

雖然有這次接觸，但一個事實是：東京軍部更多的好戰者，其實從沒想過停止對中國的侵略。按日本人自己的說法，當時沒計劃點對點地直接跟蔣介石談判，而是只抱著一種“可有可無的、如果成功了也不錯”的想法在香港接觸重慶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接觸還在繼續時，也就是一個月前，1940年的8月，華北的八路軍出動至少105個團，發動了敵後戰場上最大規模的一次戰役：百團大戰。可以說，在情緒悲觀的1940年，延安發起的百團大戰，極大地振作了全國抗戰的士氣。後來，日本人在《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裏這樣說：“這（香港接觸）是八年中中日最接近的時候，但就在這種時刻，在華北，八路軍斷然發動了深出日軍意料的作為運動戰的百團大戰，因為覺察出了重慶政府和日本要進行談判的蛛絲馬跡。”

在重慶跟日本人在香港停止接觸的9月，發生了一個重要事件：華南方面軍副參謀長佐藤賢了，趁法國在歐洲戰敗之際，連同陸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富永恭次，一起主導策動了軍隊進駐印度支那北部的行動，意圖切斷中國另一條國際補給線滇越鐵路並在法國被德國擊敗後一點點控制其殖民地印度支那。

日本如此急切的擴張野心令美國大吃一驚。

此前兩個月，進入1940年7月後，《日美通商航海條約》到期，美國宣布不再續約，兩國進入無約束的條約空白時代。在日本進駐印度支那北部後，美國即開始對日本禁運廢鋼鐵（在此之前，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後，宣布其“東亞新秩序”中的“東亞”涵蓋東南亞地區，對此明確表示反對的美國已禁止向日本輸出航空汽油）；與此同時，宣布向中國追加一筆2500萬美元的貸款（半年前曾有2000萬美元貸款；到1940年底，另有1億美元的貸款打向中國）。而英國，也在10月8日也重新開放了關閉三個月的滇緬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