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上高飛虎（1941年3月～1941年4月） 走前打一下

1941年，中華民國三十年，日本帝國昭和十六年。

初春時，美國對華武器租借法案獲羅斯福簽署，意味著大規模美式軍事裝備開始進入中國的抗戰軍隊中。

日本那邊，4月13日，外務大臣松岡洋右突然跟斯大林在莫斯科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條約簽訂後，大吃一驚的首先是德國，因為這個條約是松岡訪德回國途中路過莫斯科時“順手”跟蘇聯人簽的。幾天前在柏林，松岡還是另一副面孔。德國驚愕的同時，美國人也大為意外。

三個月後，德國發動了對蘇聯的大舉進攻，事先也沒通知自己的盟友日本。

按陳誠的說法，德國對蘇聯的戰爭，“以為或者可以借此轉移英美敵對的關系。誰知英美的反應是援蘇，於是蘇俄立即投入英美陣營，也成了自由民主的鬥士。此時的世界，敵友的關系完全陷於混亂狀態，思想對立的藩籬亦已不復存在，大家都成了一時因利乘便主義者，誰都想利用機會，叫旁人為自己‘火中取栗’”。

日蘇中立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華盛頓。大約從那一刻起，羅斯福總統就已感到日美在太平洋上的戰爭不可避免了。

現在，全面抗戰已進入第五個年頭。

年初的時候，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西尾壽造在南京召開年會，所轄各方面軍司令官和參謀長都來了：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第11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第13軍司令官澤田茂（剛從陸軍參謀本部次長位置上轉任）……

在會上，多田駿認為華北地區兵力太少（每平方公裏0.37人，跟武漢地區比是1比9），不足以應對中共領導的日益壯大的八路軍。按多田的說法，他手下的一個師團，至少要分布在200個地點，在跟八路軍作戰時常常首尾不能相顧。

西尾和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覺得多田說得有道理，就決定從華中、華東地區調出兩個師團，分配給華北方面軍，其中包括正在江西守備的第33師團的主力。

會議開完了，多田心滿意得地回北平了，西尾也被調回東京了。

西尾走前，曾再度試圖捕捉湯恩伯集團軍，所以年初時在豫南打了一次為期兩周的會戰，但毫無戰果。

昭和天皇認為需要一位深資歷的大將來掌管中國派遣軍，想來想去還真想不出別人，於是前陸軍大臣畑俊六重返南京，出任派遣軍新的司令官。

現在，誰也沒想到的是，西尾拍屁股走人前做出的決定（調出第33師團主力），直接引爆了發生在江西上高地區的一次叫日本人刻骨銘心的大戰。

第33師團主力調向華北後，南昌周邊就只剩下大賀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1期，東京人）為師團長的第34師團了，故而派遣軍總司令部又從上海調過來新成立的以池田直三（先前在第6師團做旅團長，棗宜會戰時率池田支隊參戰）為旅團長的獨立混成第20旅團。

日軍有個慣例：把一支部隊調走前，往往要在當地進行一次打擊性作戰，打完再調走。由於南昌周邊日軍力量單薄，所以日軍也想在4月上旬第33師團主力（留一個支隊）調走前，把贛西北的羅卓英第19集團軍打壓一下。

羅卓英第19集團軍此時只包括王耀武第74軍和集團軍司令部直屬的少量部隊（日軍將要行動的情報傳來後，顧祝同就近派第3戰區所轄的李覺第70軍、劉多荃第49軍協助羅卓英作戰）。在上高訓練的第74軍總兵力達31000人，已經得到了大量美式裝備。

華盛頓通過援華武器租借法案後，第一批美式武器進入中國，但只能裝備四個軍，經一番競爭，長江以北的兩個名額，給了丁德隆第1軍（胡宗南系，第1戰區）和李延年第2軍（第6戰區）；長江以南的兩個名額，第一個給了杜聿明第5軍，剩下一個名額，將從歐震第4軍、王耀武第74軍、李玉堂第10軍中誕生。

何應欽力挺第74軍。

最後，蔣介石圈定，他更青睞的第74軍成為幸運兒。

定額中，蔣介石繞過第18軍，沒給陳誠面子，很難說跟他們在宜昌的糟糕表現無關。

裝備新武器的幾支部隊，同時也成為軍委會直轄的攻擊軍，或稱之為戰略軍，即總預備隊。這些部隊除裝備最先進的火力和配備龐大的直屬部隊（炮兵團、工兵團、輜重兵團、搜索營、高炮營、戰車防禦炮營、通信營、特務營）外，還有三個特點：一是不再給其確定固定的守備地點，而完全處於機動狀態；二是沒軍委會命令，戰區司令長官也無權直接調動；三是由專屬的師管區負責後續兵員。

再說日本人那邊。

後來的事實證明，日軍這次出擊是多麽不靠譜。

換句話說，對他們來說，僅僅是為了執行慣例而打一下，所謂削弱四周中國軍隊的戰力，實際上並不構成一個清晰的作戰目標。駐江西日軍的上司，第11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得知自己快被調走了，故而對此戰也是馬馬虎虎。軍部的參謀們也都認為，跟湖南戰場比，江西戰場是輔助性的。在這裏的策略是防守而非進攻，只要控制住贛北以及南昌的飛機場就可以了，日軍並不打算深入贛南。由於只向贛西北出擊，投入第33師團、第34師團以及新趕來的那個獨立混成旅團已經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