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第3/5頁）

在1933年到1939年間，這種滅絕猶太人的猶太恐懼症成了國家發起的東西，它在這六年內的目標就是剝奪德國猶太人在德國的公民權利、生活和房屋。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另外幾百萬猶太人歸到希特勒的控制之下，從而進入到實際的種族滅絕階段。首先需要解釋的就是對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這個詞是納粹分子對殺戮猶太人委婉的說法。這裏的主要難題在於，德國人是否在整體上希望滅絕猶太人。在什麽程度上，納粹領導層成功地對德國人進行了灌輸，讓他們支持這樣的魔鬼計劃？用一個結論性的答案回答這個問題——後面的一個章節將提供答案——原則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即使有後見之明和更多的信息，我們也不能確切地知道在德國人的集體意識之上是什麽東西，特別是在極權主義的背景和總體戰的時代。另外，為犯罪政權及其幫兇犯下的罪行去指控整個民族，也存在著某種在道德上產生抵觸的東西。最近的嘗試是擴大犯罪者的範圍，宣稱那些殺害猶太人的人是全體德國人的“代表”，而德國人必然是由同樣殘暴的仇恨猶太人的人構成。這些嘗試犯了兩個重要的邏輯謬誤：一是構成的謬誤，它宣稱局部的真實就是整體的真實；二是非典型性的普遍化的相關謬誤，它試圖從大屠殺殺戮者的構成推論出全體德國人，即德國人必定是同等的殺戮者，假如這不是事實上的，那也是意圖上的。本書的目的是：既不指控，也不開脫；既不設計欺騙性的邏輯陷阱去誘捕所有的德國人，讓他們成為殘暴的猶太恐懼症的患者，也不設計逃脫的艙口，讓德國人不再接受道德的責任。作為整體的德國人並不希望滅絕猶太人，也沒有被灌輸到腦子完全壞掉去支持大屠殺。我們發現，圍繞在大屠殺身上的嚴密面紗證明我們的觀點是合理的，這一面紗明顯有許多漏洞，有關德國人殘暴地對待猶太人的信息很早就泄露了出去，納粹分子十分懷疑他們的種族滅絕計劃會被德國人接受。即使有超出過去假定的，更多的德國人知道“最終解決方案”，同時，德國的機構直接或間接地卷入大屠殺當中；但是這些都不能否定這樣的事實：納粹領導層相信德國人是不會支持如此巨大的殺戮計劃的。

事實是，納粹領導層建立了巨大的恐怖機器，這一機器找到了許多自願的幫兇，只有相對數量很少的德國人公開和堅決地破壞和搗毀這部機器。許多德國人為大規模殺戮助了一臂之力。本書研究的關鍵問題是為何這種情況會發生。集體殺戮者，特別是種族滅絕的工程師阿道夫· 希特勒到底在想什麽？包括希特勒，這些殺戮者是否精神錯亂，或者他們是否僅在這個領域或者其他領域患有幻覺的思想？我的意圖本質上是“沒有希特勒，就沒有大屠殺”，但這並不是打算去清除德國人的責任。希特勒是德國人無可爭議的獨裁者，他作出了滅絕歐洲猶太人的單邊決定。對這一問題是無可爭議的。唯一遺留的問題是，希特勒何時下達了滅絕猶太人的命令。對這一問題，歷史學家的答案是不同的。一些人認為他一直懷有滅絕的念頭；一些人認為他是在確信戰爭失敗的時候才下達集體殺戮猶太人的命令的，因為在他扭曲的靈魂中，種族滅絕的方案是種族贖罪的最終方案，未來德國強大的種子生發於此。

希特勒可能是惡魔的肉身，但是德國人直到最後都給了他無條件的支持。我們如何解釋為何“正派”、文明、受到良好教育的德國官員會和一個殘忍的政權合作。我們對這一討論的聚焦，依賴於德國人所呈現出來的人類學和文化的特性，尤其依賴於這樣一些文化特性：集權主義、極端的種族優越感、對軍國主義的偏愛，以及心理上的一些習慣——極端的刻板、傲慢、強迫性的遵守秩序。這些文化特性轉而與某些心理特性相聯系，這些心理特性不僅是瘋狂的納粹領導人和他們建立的機構（蓋世太保、黨衛隊、黨衛隊保安處等）的特點，而且也是許多普通德國人的特點，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分享了這些特性，使他們被畸形的思想所迷惑。

最令人不安的是，如何能夠解釋許多殺手心安理得地去執行他們的任務？在這裏，我們的焦點將集中在某些防禦機制（喪失人性、人格分裂、心理投射、麻木不仁、喪失現實感），扭曲的意識形態思想，十足的虐待狂等方面。本書將要顯示的大屠殺的集體性行為，符合在歷史上重復出現的人類行為的某種模式，它也在心理實驗中部分得到復制。確實，根據其動機、內涵和結構，殘暴有其自身的邏輯。所有的人都是潛在的殺手；我們作為個人相互殺戮，我們還相互組織起來集體殺戮。戰爭是人類殺戮的最高組織行為。大屠殺也是一場戰爭，不過是獨特的戰爭，因為對手是非戰鬥人員，大屠殺挑戰了傳統的軍事思想。然而，對於希特勒來說，猶太人是特別有害的，是具有毀滅性質的戰鬥人員。由於這一原因，他認為自己同時發動了兩場戰爭：一場是傳統的，一場是種族的，後者與前者同樣重要。因此，根據這一點，假如沒有希特勒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就沒有大屠殺。特殊的心理才能想象和發動這樣一場末日啟示的戰爭；變態的人格被用來實施這場戰爭；心理機制和組織機制被用來灌輸、誘惑、感染民眾，並賦予大屠殺以正義之名。假如對大屠殺事件做一個遠距離的認識，所有這一切也需要在細節上給予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