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猶太恐懼症的興起：強迫症的進化（第2/21頁）
從法國到巴勒斯坦，在猶太人聚集區留下的是血跡和悶燒的廢墟……這些讓猶太人第一次看到了他們的仇敵和朋友，看到了在西方世界猶太人地位的極度不穩定……從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開始，反猶太主義的迫害就具有危險的傳染病特點，在充滿巨大激情壓力的歷史時期，它變成了跨越國界的大眾心理錯亂。
另一起跨越國界的大眾心理錯亂是巫術。在研究反猶太主義狂暴或者女巫狂熱事件當中，我們已經能夠清晰地看到各種各樣構成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因素。就巫術而言，那些被妄想控制的人相信，一些人和魔鬼勾結要推翻上帝和他的世俗政權。這一信仰訴諸《聖經》得到了認可，特別是《出埃及記》（22：28）那個段落說：人不應該“容忍女巫活著”。假如《聖經》是上帝話語的文字記載，他命令信仰者去殺戮女巫，那麽一個真誠的基督徒就必須去殺戮女巫。這一信仰在現實中導致完全無辜的民眾被確認為女巫，受到拷打和殺戮。借助知識分子的妄想，空想的世界變得有血有肉；它的杜撰者以某些特別的詞匯美化了這一世界。例如，正是以這種方式，像《錘擊女巫》（1486）這樣的書籍得以問世，這本書是一個辨認女巫十分便利的參考指引，這本手冊包含了可怕的性別歧視的假定：女巫一般情況下可能都是女性，“因為她們更柔弱，且更為愚蠢、迷信和淫蕩”。也正是以這種方式，像宗教裁判所這樣的機構得以存在，這些機構監督異端邪說，對完全無辜的民眾施加了難以計數的殘暴。在中世紀後期登峰造極之時，對女巫的搜捕成了歐洲的災禍。它使“數十萬男女被殺戮，數百萬人受到恐怖的威脅，幾個世紀最優秀的思想家的靈魂受到汙染，在基督教社會的記載上留下了醜惡的印跡”。
由於納粹具有相似的妄想信念和行為方式，因此它信仰猶太人代表了20世紀巫術的回歸。無疑，納粹的主要目標不是字面意義上意思陳舊的女巫，而是“女巫化”的猶太人，他們成了納粹暴行的中心對象。正如諾曼· 科恩所說：滅絕猶太人的能量來自“類似鬼神學的迷信”，而非來自犯罪者經濟或者政治的動機。許多德國人，尤其是那些受到納粹黨、希特勒青年團、沖鋒隊、黨衛隊等納粹機構灌輸的人，完全沉浸在信魔者的思維當中，讓人想起了現代早期巫術的狂熱。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強迫症煙消雲散，一些德國人十分公開地坦承這一點，哲學家卡爾· 雅斯貝爾斯的話尤其著名：
在過去的十二年當中，我們的身上發生了某種事情，它似乎重塑了我們的整個存在。形象地說，魔鬼像雨水一樣一直在襲擊我們，和他們一道，他們把我們席卷到奪走我們視聽的混亂當中……我們已經體驗到了類似中世紀晚期巫術瘋狂的東西。
導致大屠殺的意識形態動機的來源，必定處於人類的妄想及其行為推論——恐懼、強迫症狂、心理投射、尋找替罪羊、攻擊行為——當中。假如以這種方式來看，大屠殺迫使我們恢復一個對我們自身古老的但似乎在現代抑制了的真理，即：人類在某種程度上天生傾向於集體的妄想，並且頑固地堅持這些妄想，而無視相反的證據。反復出現的人類妄想行為的事件似乎證明，假如受到具有非現實幻想和危險幻覺性質的文化的灌輸，大多數人會心甘情願地支持幾乎所有怪異的行為，包括大規模殺戮。當惡毒的、毀滅性的信仰以宗教或者世俗信仰的方式被包裹起來的時候，並得到廣泛的制度化的支持，這一點尤為真實。斯賓諾莎曾經寫道：“所有的仇恨中沒有比來自極端奉獻或者神聖更深刻、更虔敬的，它本身是作為虔敬來珍惜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斯賓諾莎討論了猶太人對其他民族的、應該是超出短期利益的仇恨，他認為它導致了對猶太人同樣強烈的仇恨。通過類比放大阿克頓爵士有關“權力趨向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產生腐敗”的名言，也可以說：來自信仰的仇恨趨向腐敗，來自絕對信仰的仇恨絕對產生腐敗。假如信仰是權力的道德對應物，當兩種都宣稱自己是“上帝選民”的信仰體系發生絕對和難以和解的敵對沖突時——正如它們在過去的兩千年所發生的那樣——人類友愛的最大腐敗就可能發生。
阿諾· J.邁耶注意到歷史上重復出現的宗教的劇烈變化，特別是十字軍東征和1550年到1648年的宗教戰爭，他認為大屠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產物，它是過去種族滅絕更為可怕和毀滅性的復現。盡管這個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削弱了大屠殺的獨特性，但是其優點在於，它將種族滅絕的主要原因正確地診斷為瘋狂的宗教熱情，這股熱情全方位地策動了種族滅絕的犯罪者。邁耶也正確地指出，在各種各樣的聖戰中，諸如十字軍東征、異教徒的屈從，或者宗教改革時代（1517—1648）的宗教滅絕等，歐洲人投入的文化能量並沒有隨著宗教戰爭的結束（1648）而削弱，而是在18世紀短暫的沉寂之後以不同的形式被重新啟動，或者僅僅是被重新定位。事實上，可以認為由錯置的信仰釋放的能量不僅被重新定位，而且被世俗化，在過去的兩個世紀，它將自己依附在諸多極端的意識形態身上，包括法西斯主義。我們記得，在過去的五十年，東方和西方發動了意識形態的熱戰和冷戰，為了明確的改變心靈和思想的目的，或者說為了消滅惡的另一方，戰爭涉及雙方人力和自然資源的整體發動。在這場沖突期間，我們也見證了意識的宗教模式的再度出現，盡管它現在已經嫁接到世俗事業以及世俗的拯救形式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