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猶太恐懼症的興起：強迫症的進化（第4/21頁）

正如先前提到的，信奉這樣一個妄想的思想體系，包括它的組成要素，不是德國人的專利，而是整個人類史上重復出現的。在下一章討論納粹特殊的動力之前，我們首先闡明一些建立在各種歷史表現基礎上的、有關其特性的普遍看法。

以巨大的毀滅性力量沖擊任何一個共同體的社會災難，都會引發驚恐的反應，以及心理的極大痛苦。為了對付危機的沖擊，這種反應的復原依賴於經歷災難的社會的制度穩定性。因為所有社會都一直面臨著來自內外的潛在的巨大變化，又因為其制度的構造很少是強壯得足以抵制持續的災難和艱難，因此它們一直處於火山口上。在整個歷史的進程當中，人類社會經歷了經常性的創傷，對一些創傷的回應采用的是自我挫敗的處理機制，它加劇而不是減弱了這一問題。

民眾無論何時遭受到明顯難以理解的災難的沖擊，他們幾乎都會本能地傾向於“屈從”他們的激情。假如危機持續下去，他們正常的思維模式將可能被這些創傷性的經歷所扭曲。社會心理學家進行的獨特研究顯示了個體和整個社會是如何對危機的境遇作出反應的。例如，他們證明，使社會成員凝聚起來的，不僅是共同的制度和傳統，而且是公共意識的獨特架構。外在的結構是其精神本質的尺度。在過去大多數人類社會的歷史當中，精神本質的內涵，即精神基礎，受到了宗教的、神話的、想象的主題和進程的強大滲透。因此，人們不應該驚訝的是，對危機或災難的理性反應，盡管也伴有常識和生存的本能，但是也被投入到依靠公共精神基礎的意義框架當中，這一精神基礎由神話、傳說、英雄史詩、宗教信仰構成。這就是為何在歷史上許多共同體的意識當中，人們總能在宗教歷史當中發現其世俗歷史的原因所在。歷史事件在神話的符號當中，或者通過神話符號得到渲染，或者得到解碼。

過去或者現在，對巨大災難的公眾反應通常伴隨著非理性的思想模式，但是有時對這種模式的堅守超出了危機自身，因為社會否認了危機真正的性質，產生出固執的防衛機制去否認真相，並且采用不恰當的處理機制去醫治這種危機。歷史充滿了這樣的事例。奧托· 弗裏德裏希的著作《世界的末日》，對其中的一些進行了精彩的描繪。他在書中敘述了各種各樣對災難的反應，這些反應如此強烈，以致當時的民眾相信世界的末日已經降臨。涉及的歷史事件有410年對羅馬的洗劫、1209—1244年的宗教法庭、1347—1350年的黑死病、圍繞著托馬斯· 閔采爾和其他宗教改革宗派打算創造的“新耶路撒冷”的世界末日景象和災難、1755年裏斯本地震、1905年俄國革命以及奧斯威辛。我們還可以增加巫術狂熱、十字軍東征、中世紀千禧年的異端邪說等等。然而，重要的是要去理解，巨大的壓力折磨著社會，而這些壓力並非必然以顯而易見的諸如惡性的瘟疫、毀滅性的饑饉、地震、戰爭的災難形式出現。創傷可能是由巨大的社會變遷時期引發，在其間，古老的傳統文化被化解，但是新的文化尚未形成而去取代它們。

在大多數危機中，最初的反應似乎是理性的分裂。人們感覺到世界四分五裂，甚至行將就木。人們所經歷的這類歷史事件，必然是由巨大能量和極端仇恨的隱秘力量所發起的。在宗教社會，這類事件產生了世界末日的焦慮，上帝在懲罰社會，或者撒旦的力量處於失控狀態。也許此刻在災難的綜合征當中，一些集體的人類記憶被啟動，一些神話的思想模式被發動起來，這些模式將原始的、恐懼的、令人不安的意象刺激出來。

因為大災難被理解為規模十分巨大的事件，因此人們假定它不是普通人或者可知的物質原因所導致，它必定是潛藏的、依然不為人所知的力量或犯罪者所為。正如詹姆斯· 羅茲談到納粹對戰敗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崩潰的回應，在災難綜合征的舞台上，受到感染的人們視自己為無助的受害者，展現出以下一些心理症候，它們的典型反應是：感到受到侵犯和強暴，自我憐憫，悲嘆自己的命運。然而，幾乎同時，他們歇斯底裏地猛烈抨擊假想的罪犯，這些罪犯用過去宗教的語言來說就是“肉身的惡人”。

在研究這種由宗教社會和20世紀納粹所展示的災難綜合征的時候，詹姆斯· 羅茲確定了幾種共同的反應：首先是完全的錯位，其次是對被集體滅絕的強烈恐懼，接著是揭露作惡者，揭示真理，最後是善戰勝惡。恐懼的目標最初可能完全是空想的，如《啟示錄》中的巨獸、靡菲斯特、巴比倫的娼婦。然而，這一空想在奸笑的猶大或者完全無辜的人那裏逐步獲得了血肉。這些人被假定是有罪的，因為他們是外國人、異教徒、女巫和麻風病人等。揭露罪人的任務經常落到邊緣的知識分子或空想家手上，他們宣稱擁有遠比理性的、形式分析的方法更為深刻的、特別的、神秘的認知方法。在這一以空想力量、神秘啟發、心靈洞察為基礎的更好的認知形式之上，這些自我標榜的拯救專家開始向社會宣稱什麽東西在真正威脅著它，必須采取什麽行動去治愈它。根據納森· 阿德勒的觀點，這些空想家是依靠“用幻覺沉迷”來應對危機的，他們繞開現存的政治和社會的權力，直接求助於容易受騙上當的大眾，以傳誦的神話來尋求正當的理由。阿德勒認為：“衰落、毀滅和更新的世界末日的精神是他們定位的中心，他們作出的反應要麽充滿激情，要麽過度活躍，要麽作為被動的觀察者俯首稱臣；他們可能成為傲慢的超人和蔑視他人的自我實現者，或者成為重新發現人民的民粹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