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猶太恐懼症的興起：強迫症的進化（第3/21頁）

似乎投入到宗教沖突或者意識形態沖突的文化能量，一直具有產生大眾妄想的潛能，這些妄想很快轉變成大眾的侵犯行為。注整個社會不時地被非同尋常的各類非理性思想所控制。在最糟糕的時代，當所有的東西似乎共謀反對一個特定群體的時候，就會出現集體性地退化到意識的前邏輯或者神話的形式當中。歷史事件的發生不再被視為自然的產物，服從於正常的因果程序，而是混亂的世界背後發揮積極作用的隱秘和無常力量的體現。在這一世界當中，失去定位的社會感覺到自身漂浮不定，很快就會沉沒。當一個社會整體或者大多數成員視自己受到了真實的或者假想的敵人威脅的時候，以前所有的冬眠的思想模式就會被發動起來，接著滲透進整個群體的思想當中，以致普通的、正常的、聰明的民眾不僅似乎相信最怪異的言論，而且樂意根據它們行事。

歷史學家非常清楚，人類的記錄令人困惑地充滿了這樣的非理性爆發——從魔鬼和女巫的信仰，到贖罪的神學或者意識形態。但是，假定這樣的非理性意識模式僅僅存在於未開化或前工業社會，則是十分嚴重的錯誤；相反，可以說它們在20世紀最為強烈和最具有毀滅性。

我們依然不很清楚人類的心靈，以致不能確認非理性思想賴以發揮作用的心理或生理的過程。我們只知道心靈具有創造的能力，可以想象上千個不同的世界，並以驚人的不同方式將它們概念化。我們的思想模式，以及我們在其中將其清晰表達的符號形式，只是大致接近而不能體現現實，盡管這些思想模式企圖將現實裝入其中。然而，我們通過痛苦的體驗同時發現，對意識進行理性的架構，能夠使我們更好地理解、更有效地適應真實世界。

對意識的架構在很大程度上是符號或者文化的過程，但是它也由非理性的恐懼、妄想狂的錯覺，以及放縱的激情所形塑。正如被認為是普通的、理智的、禮貌的個人經常會滑入非理性的思想模式，對整個社會來說也是如此。意識的結構整體上從來不是理性的，在“離奇古怪”力量的沖擊之下，它可能部分或整體地變成具有對現實極端不同感受的神話或空想的意識。

因為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在大多數情況下對意識的邏輯而非意識的心理更感興趣，因此他們並非一直對意識的非理性形態給予充分的關注。我們西方文化傳統的重心，是知識的邏輯甚於知識的心理，即理性甚於非理性。從亞裏士多德開始，西方世界將大多數文化的能量投入到理性的發展上，我們從這種投入中收獲的獎賞，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我們對物理世界的把握，以及利用它滿足我們的物質利益相對應的。另一方面，理性的進化有機地和自利聯結起來，非理性通常得不到承認，人們也普遍不能理解，對於非理性來說存在著一種邏輯，它也有著相伴隨的符號的表現。

我們求助於心理學、社會學或人類學，總之是多方位的解釋，來考量非理性。為了預先阻止一些通常提出的對這些解釋的反對意見，有必要記得作為個體或集體的人在歷史上所造成的罪惡與苦難的程度。黑格爾稱，歷史是一張民眾和民族的幸福被犧牲其上的屠宰凳子。他無疑是正確的。五千年的歷史和超過1.5萬場的戰爭，證明了歷史中極端邪惡的現實存在。因此，理解邪惡不僅需要超出對它的歷史描述，還要對它進行哲學、社會學或心理學的分析，把握其相關意義。

無論采用什麽辦法，對原因的認識並非一直包含對它們結果的理解，也不能為那些造成巨大苦難的人們的行為進行辯解。總之，大多數的人類罪惡是意識選擇的結果，這種結果自身建立在各種各樣的動機之上，從顯而易見的自利、對支配的渴望、對殘暴的快樂、對宗教絕對之物的信仰，到變態的理想主義或者十足的妄想。不幸的是，罪惡有時來自表面高尚的意圖，這也是邪惡的狡黠之處。在人類當中沒有透明的東西，似乎在動物世界也是如此。我們很少表裏如一，我們在所有特定的時間裏，將許多提高生命的東西和大量否定生命的東西結合在一起。為了強化前者抵禦後者毀滅性的結果，人類創造了文明，在其理想的形式中，文明包含了對禮貌、合作和社會秩序的制度化；但是，正如個人會變得妄想、腐敗，或者具有毀滅性一樣，對於文明自身的秩序來說同樣也是如此。大屠殺是德國文明終極的墮落，而且為了理解這種腐敗，我們有必要盡最大的能力去理解其成員的思想模式，闡明為何如此眾多的支持納粹精神的德國人接受了非理性的思想，闡明他們如何將自己的想法架構為妄想的思想體系，使他們視猶太人為下等人和魔鬼，並出於這個理由，將他們進行種族滅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