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國人和猶太人，1700—1871（第2/14頁）

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及的，猶太恐懼症首先不是建立在現實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錯誤的看法、成見和妄想基礎上的。由於這個原因，猶太人問題真的是德國人的問題或者麻煩，對這個問題的理解首先要求揭開德國人自身中的這一問題的面具。總之，這不是猶太人的妄想，而是德國人的。這個問題的性質存在於特定的歷史發展中，它塑造了德國人對其猶太同胞的看法，正如先前所指出的，主要是長期的猶太恐懼症的基督教傳統；塑造了可能歸因於浪漫主義運動的明顯不同的文化和道德盲點，尤其是19世紀後期極端的民族主義派別；塑造了對生物學種族主義烏托邦的極端癡迷；塑造了無論從個人還是集體角度，德國人都沒有能力在人性的、普世的意義上定義他們作為德國人的身份，這個意義就是包容和寬容不同的宗教和民族群體。為了理解大屠殺，還必須另外增加幾個德國人的“文化特性”：誇張的秩序感及相應的對權威（集權主義）的服從；過度的對軍事及其生活方式（軍國主義）的欣賞；對民族優越性的驕傲感及相應的對外國人或“未同化成分”的偏見；植根於以往宗教和哲學傳統的對以世界觀形式體現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意識形態解釋的強烈需求。

解放運動時期的德國人和猶太人

在弗裏德裏希· 尼科萊名為《塞巴爾都斯· 諾特漢克》（1776）的作品當中——這是一本機智的、具有諷刺意義的成長小說，有點模仿伏爾泰的《老實人》——主人公被要求寫作一篇愛國主義的論文來論述祖國的光榮，但他不知道他應該寫作的祖國是什麽。這個故事說明了一個德國人在其大部分歷史中一直在較勁的問題，它涉及德國人沒有能力去鑄造一個共同的民族身份。事實上，人們可以認為德國歷史的主題之一就是尋求民族的統一和認同。在過去五百年的歷史當中，德國人忍受了內部宗教和政治的分裂。直到中世紀末，德國依然是一個地理上的措辭，其搖搖欲墜的帝國——日耳曼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被各種使政治權力掌控在封建諸侯手中的離心力量撕扯得支離破碎，這些諸侯守護著分散化的國家行政管理。與此同時，其他歐洲國家已經朝著集權控制的方向行進。宗教改革運動增強了宗教分裂，這一分裂不僅進一步弱化了一個同質的民族國家的發展，而且在宗教戰爭中得到了爆發。這場戰爭留給了這個國家經濟上的災難，並使德國內部分化成1789個獨立的公國，使它受到更強大國家的支配。

三十年戰爭的結果是，德國的人口下降了大約35％，從2100萬人減少到大約1350萬人。德國的部分地區，大多數在北部和東北部的中部地區，包括普魯士、薩克森、漢堡，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其他地區卻承受了可怕的損失。符騰堡、巴拉汀及波西米亞在人口方面經歷了災難性的損失。尤其在戰爭的最後階段，當瑞典人自瑞典揮師南下進入巴伐利亞州的時候，他們留下的是毀滅和掠奪。在這場戰爭的最後十八年，大約1.8萬個村莊連同1500個城鎮、200個城堡遭到了毀滅。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現代戰爭中還沒有實例像三十年戰爭那樣承受了如此巨大的人口損失。最終的結果是小貴族、諸侯貴族和政治專制主義的勝利，這一勝利得到了宗教權力機構的認同。在新教的北方和天主教的南方，德國民眾都習慣於對諸侯權力或教會權力最嚴格的服從感。路德派的傳統尤其如此。這個傳統遵循路德與世俗權力達成的妥協，把自由限制在內心生活當中，用純粹的宗教或精神的術語對自由進行定義，勸誡信仰者在其他所有領域服從諸侯權力。無數路德派的牧師在講道壇上鼓吹“服從權力”這一箴言。在18世紀從事大眾啟蒙的時候，一位新教牧師提醒其善良的教區居民：“上帝要求我服從權力，要求我完成被賦予的任務。假如我沒有這樣做，我對上帝是有罪的，因為權力不是偶然實現的，而是上帝安排在這裏的。”

這些服從權力的習慣被教會和國家認同，並在家庭和學校體系中得到強化。在18世紀的革命之風中，這些習慣存活下來，尤其是通過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傳統，體制化地滲透到19世紀，最終在1871年構成新的日耳曼帝國的基礎。民主理論和抗議的浪潮席卷了西方世界，當然也影響了德國，但是它的規模十分微小，因為與歐洲其他地方相比，在德國啟蒙運動十分微弱，封建權力依然十分強大。業已建立起來的權力機構，通過與相對虛弱、缺乏安全感、經濟上沒有獨立性的知識分子階層的妥協，吸收了民主的抗議。只有新教的北方明顯受到了啟蒙運動的平等主義思想的影響，並且甚至在那裏，它也被限制在像柏林、漢堡、萊比錫、哈雷、哥廷根這樣的大城市裏，限制在幾個著名的知識分子圈子裏。它依然缺乏以不斷自信的中產階級形式體現的強大經濟的支撐，而在英國或法國，中產階級通過經濟和政治的變化已經獲得了這種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