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國人和猶太人，1700—1871（第4/14頁）

男 爵：我對我的行為感到慚愧。我發現你的一切讓我充滿喜悅。假如猶太人都像你一樣，那是多麽值得敬重。

旅行者：假如基督徒都具有你的品質，那是多麽值得贊美。

（落幕）

正如一位德國文學研究者所認為的那樣，這位旅行者是德國文學中第一位有教養的猶太人，確實，這位猶太人依然承受著羞辱和限制，但是他在他的德國創造者看來應該得到平等的對待。準確說來是三十年後的1779年，在戲劇《智者納旦》中，萊辛把猶太人法律和社會壓迫的主題上升到更高的認知水平。這部戲劇是高貴的哲學詩篇，突出了德國啟蒙運動對人性的憧憬。在第三幕著名的戒指寓言中，萊辛激發了普遍的宗教寬容的理想。萊辛指出：無關宗教的差異，所有的民族在所有的時刻都產生了優秀的人物。潛藏於人心之中的邪惡來源於自戀和民族偏執。只有通過愛他者來實現內心內在的轉型，才能夠最終改變人類仇恨的傾向。換句話說，萊辛的呼籲不是號召德國人去爭論，通過立法去改變自身，而是建立道德的正派感。通過采用文學教育的方法，萊辛希望改變心靈和意識，這體現了德國啟蒙思想家更為謹慎的方法。他們相信，在社會條件沒有革命性改變的情況下，意識的變化可能是有效果的。

在社會沒有破壞性或劇烈變化的情況下，希望心靈的根本變化沒有得到實現。萊辛及其同時代的啟蒙分子無疑為更大的寬容和對宗教差異的尊重準備了道路，並且事實也證明了，德國猶太人的困境被越來越多有教養的人們所承認，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也嚴肅地伸出援助之手，將猶太人融合到德國人的生活和文化當中。1788年，在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扮演夏洛克的演員，在開場白中對大多數是柏林猶太人的觀眾解釋說：猶太人享有極好的尊重，不應該受到其角色不得不表達的觀點的侵害，這確實是一個進步的標志。通過分享文化的興趣、通婚和改宗，猶太人開始與德國人建立更為緊密的社會關系。門德爾松的六個孩子就是範例。他的兩個大兒子約瑟夫（1777—1848）和亞伯拉罕（1776—1835）保留了猶太人的身份，建立了銀行，最小的兒子納坦（1782—1852）皈依了路德宗，成為了政府官員；他的大女兒多蘿西· 門德爾松· 法伊特（1764—1839）過著最有趣的生活，她結過兩次婚，皈依了新教，作為文人雅士和公共人物聚會的主人，她十分出名。最小的女兒亨麗埃特（1774—1831）為巴黎的女孩子開辦了寄宿學校，對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她在學校主持了一個沙龍，吸引了施特爾夫人、本雅明· 貢斯當、作曲家加斯帕爾· 斯蓬蒂尼這樣的人物。三女兒蕾莎（1767—1831）保留了猶太人的身份，看上去過著相對平穩的生活。

多蘿西· 門德爾松在18世紀80年代在柏林主持了一個沙龍，吸引了一批德國作家、猶太商人的夫人和女兒，她嫁給了猶太銀行家西蒙· 法伊特，並生有兩個孩子。1795年，在亨麗埃特· 赫茨主持的沙龍裏，她遇上了充滿激情的浪漫主義詩人弗裏德裏希· 施萊格爾，瘋狂地陷入了情網，她公開上演的風流韻事成為傳遍柏林的醜聞，也為寫作兩部公眾注目的小說——施萊格爾的《盧辛德》（1799）和多蘿西同樣撩人的《佛羅倫薩人》（1801）——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多蘿西皈依新教，是為了使自己與施萊格爾的關系“合法化”，後來她跟著施萊格爾去了維也納，他們兩人在那裏皈依了羅馬天主教。馬庫斯· 赫茨博士的夫人亨麗埃特· 赫茨是伊曼紐爾· 康德的朋友和通信者，是另一位傑出的猶太女性。在她周圍聚集了一大群柏林名流，他們蜂擁在她的沙龍裏，欣賞著她的智慧和美貌。神學家弗裏德裏希· 施萊爾馬赫將她視為“靈魂的伴侶”，弗裏德裏希· 尼科萊為她的美麗和聰慧大唱贊歌。

然而，對其同時代人產生最大吸引力的是拉赫爾· 萊溫（1771—1832），她與其自身猶太性的鬥爭，為我們認識猶太人與德國人的關系提供了最深刻的洞見。拉赫爾· 萊溫是猶太銀行家的女兒，相貌平平，但是充滿了聰慧和優雅，承受著猶太人和婦女的雙重禁忌，從未完全能夠解決這兩者的差異。數十年來，德國最傑出的名流——來自不同社會等級和宗教信仰的男男女女——出席她在獵人街小閣樓房間舉辦的文學晚會。當然，出席這些文學晚會的有她的猶太朋友，包括摩西· 門德爾松和亨麗埃特· 赫茨的兒子和女兒，以及一些有趣的客人、政治家，他們當中有威廉· 洪堡和亞歷山大· 洪堡、詩人弗裏德裏希· 施萊格爾、路德維希· 蒂克、阿達爾貝特· 馮· 沙米索、克萊門斯· 馮· 布倫塔諾，後來還有年輕的海因裏希· 海涅。拉赫爾· 萊溫像對自己又一個兒子一樣培養海涅，海涅稱她是宇宙中精神最豐富的女性。出席她的文學晚會的還有政府官員，比如弗裏德裏希· 根茨、瑞典大使古斯塔夫· 馮· 布林克曼，甚至還有大帝的侄子霍亨索倫家族的路易· 斐迪南王子。然而，拉赫爾真正與自己猶太人身份的內心鬥爭發生在她孤獨之時，發生在她廣泛的通信中。這些信記錄了她和自己猶太人身份漫長和悲劇的鬥爭。一方面她要“鏟除”自己身上的這一身份，即使它意味著完全的連根拔除。但是另一方面，她一再地遭遇這一身份，直到她最終皈依基督教，嫁給了普魯士的一位外交官之時，她似乎再次在精神上確認了它，因為她已經厭倦了不斷徒勞地想使自己合法化為真正的德國人。